[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郁達夫具有出世心態，已是學術界的共識。但追尋其出世心態的文化根源，還顯得相當薄弱。而此一問題並非不重要，它關涉到中國現代文化的價值構成、個人的價值生活與靈魂安頓，也關涉到中國文化現代性的價值根基問題。
一
　　郁達夫的出世心態，主要是以文本的象徵性符碼表現出來的，大致呈現為三種形態。 
　　1、歸隱意緒。學者宗聚軒指出，早在日本留學時期，郁達夫就產生了遁世歸隱的念頭[1]（參文獻1，下同）。在名古屋讀書期間，郁達夫就已「看破世界」，萌生棄世之想，以為滄海桑田，「百物皆虛」，唯有「荒野寒林，猶堪友吾」（[2]，第九卷，頁313）。因此，「覺為人無趣味之可言，每有棄此紅塵，逃歸山谷，作一野人想」（[2]，第九卷，頁316）。甚至還想「學魯濱遜」獨居荒島，「不與世人往來」[2]（第九卷，頁312─313）。在同時期的詩歌裏，郁達夫反覆吟唱：「飄零湖海元龍志，只合青門學種田」（[3]，頁31），「亦知金屋?非易，擬向漁樵托此生」[3]（頁62）。歸國後，郁達夫為了生存和精神的棲居，北上南下，常年漂泊，歸隱之心，漸趨強烈，返歸故里「去作隱士」成為其揮之不去的夢魘：「我怎麼也要設法回浙江去實行我的鄉居的宿願。」[4]（頁80）「廣州事情」發生後，郁達夫心情惡劣，入世進一步受阻後的內心傷痕，把他的「棄世之心練得堅實了」[2]（頁119）。與王映霞結婚後，隱居生活是其理想的生活形態；出世歸隱，與世無爭，安閑自適是其向往的人生境界。他在贈給王映霞的詩中寫道：「朝來風色暗高樓，偕隱名山誓白頭，好事只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2]（第9卷，92）；「一帶溪山曲又彎，秦亭回望更清閑，沿途都是靈官殿，合共君來隱此間」[2]（第9卷，頁201）。正如著名學者夏自清指出的那樣，與王映霞結婚以後的郁達夫，隱居生活「佔著主要地位」[5]（下卷，頁555）。30年代初期，他舉家遷居杭州，修築「風雨茅廬」似是此段生活的象徵。此後的一度時間，他或者遊山玩水，「屐痕處處」，或者醉心於「閑書」，「既象是一個飄逸的隱者，又象是一個懶散的名士。」[6]（頁188）直到抗戰爆發，郁達夫這一帶有隱居意味的生活才得以改觀。
　　細察郁達夫的歸隱意緒，竹林七賢、陶淵明、嚴子陵和范蠡等是他仰慕和效法的隱士。他為沒能生逢魏晉，不能傾聽阮籍的哭聲，「沒有資格加入竹林七賢」[4]（頁105）而深為遺憾。他也常以五柳先生自況：「紛紛人世，我愛陶潛天下士；舊夢如煙，潦倒西湖一釣船。」[3]（頁279）但最為他傾慕的還是同處吳越文化中的隱士嚴子陵和范蠡。嚴子陵名嚴光，東漢高士，相傳年輕時與劉秀同窗共讀，後協助劉秀中興東漢。劉秀即位，聘他為官，他婉言謝絕，獨自來到富春江畔，築廬而居，垂釣耕種，過起隱居生活。嚴子陵功成身退、淡泊功名、歸隱出世的人態度和生活方式，令郁達夫欽佩有加，大有追隨其遺風之志：「我欲乘風歸去也，嚴灘重理釣魚竿。」[3]（頁32）「曾與嚴光留密約，魚多應共醉花陰。」[3]（頁178）有趣的是，還在留日期間，郁達夫就以「春江釣徒」為筆名發表舊體詩，30年代初期，又親去嚴子陵釣台憑吊，寫下了那篇著名的散文──《釣台的春晝》，以了卻「二十年來」心裏的掛欠。范蠡乃春秋末期越國大夫，輔助越王勾踐滅吳復國後，也棄官遠走，改名易姓，泛舟五湖，隱居山水。對此，郁達夫也傾慕不已：「何當放棹江湖去，蘆荻花間結淨庵。」[3]（頁129）
　　2、逃禪意向。青年學者哈迎飛說：「縱觀郁達夫的一生，其逃禪意向不僅由來已久，而且經久不衰」[7]（頁191），是為的論。郁達夫自謂「蔭生」，實為「隱僧」也。他的近禪、逃禪與祖母的念經吃素和他留日期間系統閱讀佛家經典分不開。早在1916年，他就「頗願犧牲一生，為宗教立一線功」。他「以普渡眾生為中心」，有暇輒埋首經卷，連暑期也不回家，意「欲參禪」，以便「將來齋戒懺悔，披袈裟，讀佛經，醫貧人耳。」[2]（第9卷，頁315─316）品味他寫下的那些圓潤通脫、才氣逼人的舊體詩，更能感受其逃禪意向的濃烈與執著：「拈花欲把禪心定，敢再輕狂學少年」[3]（頁33）；「明朝欲待遊仙去，自草蕉書約老僧」[3]（頁34）；「明朝欲向空山遁，為恐東皇笑我痴」[3]（頁72）。當然，他也覺悟到「逃禪易」與「棄世難」的矛盾：「地來上谷逃禪易，人近中年棄世難。」[3]（頁106）因而「逃禪」對於他始終是一種「意向」。只是到了30年代中期，他與林語堂等人，應東南五省交通周覽會之請，遍遊浙西、皖東名勝，縱情山水時，才「聊以寄嘯傲於虛空」[4]（頁186），拜謁禪寺，叩問法師，委實體會了一番參禪拜佛的滋味。他在鐘鼓梵唱中，不時產生「一種畏怖、寂滅、皈依、出世的感覺」[4]（頁446），有時儼然遁入幻境：「飄飄然遺世而獨立，羽化而登仙」，竟至「絕塵超世、縹渺凌雲」[4]（頁567）的地步。真正逃禪成功的，是郁達夫30年代小說中的人物──「瓢兒和尚」，他原在軍隊，官至旅長，大約因為情殤，看破紅塵，來到荒山古寺，出家靜修。弗洛伊德說，文學是作家的白日夢；薩特說，文學是作家現實境遇的象徵性解決；郁達夫沿用法朗士的話說，文學都是作家的自敘傳。如果這些說法成立的話，那麼，說「瓢兒和尚」的「逃禪」事件就是郁達夫自己逃禪意向的象徵性寫照，也不是不可以。
　　3、自然意趣。郁達夫終生眷戀自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他把這歸結於與生俱來的「天性」。但是，郁達夫眼中的自然，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自然，而是與喧囂的塵世對立，可以安頓人的靈魂的所在。在他看來，自然可以「使人性發現，使名利心減淡，使人格淨化」[8]（頁685）。因此，郁達夫的自然意趣，其實就是出世心態的一種表徵。他把這表述為：「因為對現實感到了不滿，才想逃回到大自然的懷中。」[8]（頁465）這一點，在他的小說敘事中表現得相當充分。其小說中的自然往往是主人公的慈母、情人、摯友，是滌蕩塵世煩惱，解除心靈痛苦的精神避難所，是其主人公夢繞魂牽，不斷歸趨的地方。《沉淪》裏的「他」，是「大自然的寵兒」，成天陶醉於山腰水畔，一刻也離不開天然野趣，以此逃避世上那些輕薄男女。《唇樓》中的陳逸群，一投入大自然「無私的懷抱」，其為愛欲情愁攪亂的心靈，「自然而然地化入了本來無物的菩提妙境」。《東梓關》裏的文樸，面對藍天碧水、青山紅樹、暖日和風，頓覺自己猶如「一只在山野裏飛遊慣了的鳥，又從狹窄的?裏飛出，飛回到大自然的懷抱裏了」，一種類似陶淵明「久在樊?中，復得返自然」一般的欣喜與慶幸，從文本中湧溢而出。類似的例子還有不少，它們都以轉喻的方式，在在顯示了郁達夫內心的自然意趣。 二
　　歸隱意緒、逃禪意向、自然意趣是郁達夫出世心態的「事實性」表現，但同時，它又是一種文化表達，是隱藏其後的多種文化，在郁達夫個人靈魂安頓上綜合作用後的「現象學」呈現。 
　　那麼，這隱藏其後的文化都由哪些構成？它們又是如何協調一致，共同作用於郁達夫的文化心態，而導致他產生如此的出世之想的呢？
　　首先來看第一個問題。歸隱意緒、自然意趣，反映的是儒、道文化的基本精神。更為確切地說，郁達夫的歸隱意緒和自然意趣，是儒、道文化自發導引的結果。我曾在另一處證成：郁達夫「一開始就被納入了傳統士大夫的培養軌道」，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本土文化最先契入其文化心理結構[9]。儒家文化本質上是一種道德形而上學，是典型的倫理型文化：它既是政治倫理，又是生活倫理；既關心王道歷史，又關注君子人格。由於其思辨方式的中庸之道，生成其思想體系的內部裂痕，為個體的價值生活，提供了多方面的甚至是彼此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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