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促成其出世心態上形成共?。 
　　何謂「個體的感性生命」？個體的感性生命，就是人的本然生命，或者說自然生命。儒家的有道見無道隱，兼善與獨善，名義上是求其真志，實質上是以自我為中心，「保全性命於亂世」。道家之隱，更是為了養真保全，養生延年，竟至煉丹吃藥，入道成仙。而被儒道思想改造後的禪宗，個體的本然生命甚至成了超越之途的最後根據。正是在對個體感性生命的共同珍視上面，中西文化才在郁達夫那裏達成某種「默契」，共同規約其產生如上所述的出世心態。  三
　　郁達夫的「出世」問題，本質上是一個靈魂安頓的問題。換句話說，郁達夫通過出世意向來安心置身，逃避現世這個涕泣之谷。有趣的是：為甚麼偏偏是出世來安頓郁達夫的靈魂？換一種問法：何以不能在現世承擔中來安頓靈魂？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清理：在上述郁達夫的文化心理結構中欠缺甚麼，而使他在心理意向上拋棄現世？我認為是欠缺苦難承擔意識。認識到現世人生的苦難性，為了個體感性生命而意欲逃避苦難，而上述的文化恰恰為他提供了逃避的正當性和逃避之法，於是產生出世心態就在所難免。
　　這樣說似乎有些不太公平，郁達夫在其文學敘事中曾經流露過苦難承擔意識，有時還顯得較為強烈[4]（頁18）： 
　　啊！農夫呀農夫，願你與你的女人和好終生，願你的小孩聰明強健，願你的田谷豐多，願你幸福！你們的災殃，你們的不幸，全交給了我，凡地上一切的苦惱，悲哀，患難，索性由我一人負擔了去吧。
　　這是以道成肉身、降臨現世、受苦受難的救世基督自況。郁達夫曾一度具有濃厚的基督教意緒。在十七八歲這一重要的人生關口，他曾兩次進入教會學校，過著「叩頭蟲似」的生活，《聖經》、禮拜、?告是「必修重要課目」，「這一種信神的強迫」，使他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直接影響[4]（頁643），再加上諸如列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擁有基督教情懷的作家作品的長期浸潤，郁達夫表現出一定的苦難承擔意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於儒道釋文化強大的同化力，基督教沒有成為郁達夫的信靠，更沒有成為其靈魂的安泊之所，當然，也就不會是其生命價值的意義之源。
　　為何欠缺苦難承擔意識呢？是因為郁達夫在西方啟蒙理性的規約下，所接受的儒、道、釋文化沒有給個體承擔苦難以意義（而給定的恰恰是放棄苦難的意義）。這是儒道釋文化本身的欠缺嗎？不敢這樣說。但至少可以從郁達夫接受儒道釋文化的「有限性」得到說明。郁達夫曾經公開否定過中國傳統文化[6]（頁95）：
　　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無何有乎君，道之不適於我者還算甚麼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沒有我，則社會，國家，宗族等那裏會有？
　　顯然，郁達夫反對的是中國文化中對「自我」、對「個人」的取消，但是他並沒有否定傳統文化中珍視個體生命的那部分。懂得這點，就可以理解為甚麼在私人生活空間，郁達夫身上還保留著古代士大夫的某些生活習性。
　　結合上面的論述，可以說：構成郁達夫文化心理結構的那些文化要素，都是在個體的本然生命內部去尋找存在的意義。道見道隱是如此，隱居求志、全道避禍、去危圖安是如此，識心見性、自成佛道是如此，個人至上的西方人文也是如此。問題是：在人的本然生命內部去尋找意義會產生怎樣的情形呢？可想而知，當個體的生命成為宇宙間的唯一的意義之源的時候，所有的意義都只能來自生命本身。生命成了意義的最可靠，也是最高、最後的依據。一切有損生命的苦難都喪失了意義之基。悖論的是：一旦人的自然生命進入歷史時間，就必然會面臨苦難。而苦難又沒有給定意義，在這時，一種意義的虛無感就會驀然而生，放棄苦難，逍遙出世之想如何避免？繼續的悖論是：為了本然生命，放棄苦難，最終往往是存在意義的損耗、欠缺與虧空，而不是意義的獲得。
　　根本的症結在哪裏？在於：當人們把本然生命作為宇宙間的意義之源的時候，最高的意義就莫過於生命本身了。在此情形下，人們就不可能在生命之外，或者說超越生命去尋求意義。其實，郁達夫出世心態的終極原因，就是由此而產生的這種超越性虧空。
　　所謂超越性虧空，就是於人的本然生命和世俗經驗以上去尋求價值的在體性欠然。在我看來，這種超越性虧空不僅是郁達夫一人的缺失，而且是整個漢語思想界的現代性缺損，它由此帶來了今天現代化過程中的諸多問題。不過，對此的論述已經超出本文的範圍了。 　 
    參考文獻：
    [1] 宗聚軒：〈論郁達夫創作中的消極思想〉，《新文學論叢》，1982年第3期。 
    [2] 《郁達夫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1984）。 
    [3] 《郁達夫詩全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0）。 
    [4] 《郁達夫散文全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0）。  
    [5] 陳子善等：《郁達夫研究資料》（廣州：花城出版社，1985）。  
    [6] 曾華鵬等：《郁達夫評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 　 
    [7] 哈迎飛：《「五四」作家與佛教文化》（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8] 《郁達夫文論集》（杭州：杭州文藝出版社，1985）。 
    [9] 唐小林：〈欲望、沉淪與救贖：郁達夫倫理心態研究之一〉，《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5期。 
    [10] 《十三經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1] 《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12] 劉小楓：《拯救與逍遙》（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  
    [13] 唐小林：〈論盧梭對郁達夫人文精神的塑造〉，《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  
    [14] 《郁達夫小說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上一页  [1] [2]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