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是我们的愿望和希望的伪装形式，或者在某个社会生活阶段里显得是那样。正像所谓现实主义的叙事形式只是一种特殊的叙事虚构形式一样。 

    我们现在所体验着的历史中的希望原则的破灭，甚至比百年前民族知识分子所体验的民族文化的失败感还要包含着更多的暧昧和虚无。对百年前的那次文化的失败来说，那是中国古老文明的失败，伟大的叙说就要开始；而今天的文化失败感，这是西学中最激进、最具理想色彩的思想在最古老舞台上的荒诞演出，它意味着一切历史戏剧性、一切叙事的终结。戊戌维新失败后，小说曾经成为新学界最为重视的文体形式。那是一个启蒙主义思潮和小说叙事开始了伟大联姻的时代。也正是和新学、和启蒙思潮的融合，一向被视为小道的小说家言才获得了文化上的尊严和学术上的品格。维新的思想人物意识到“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是因为缺乏“新民之道”。而“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梁启超)，因此新小说就成了开通民智、改革社会的最重要的载道之文体。小说叙事对“贩夫市贾、田夫野老、妇人孺子”，对道德、政治、宗教、风俗、学术、人心，都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一时出现了康有为所说的“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的叙事复兴局面。而今，这些曾经为小说叙述注入巨大的历史活力的“宏大”叙述已经式微，更新了小说叙事的那些历史的希望原则、乌托邦理念和启蒙主义思潮都已隐去：真理在历史中闪耀光芒的瞬间已经消失。现在是财富在闪闪发光，而真理是梦。在各种历史思潮退却后所留下的泥沼里，社会批判叙事变成了意识形态能够允许范围内的“黑幕小说”，个性和自由主义叙述蜕化为各种各样的“鸳鸯蝴蝶派”。     历史和个人生活从悲剧变为喜剧，并不是不能叙事的全部原因。而是说当我们想按照有意义的方式去叙述生活经验的时候，突然发现意义消失了：我们存放过久的经验贬值或变质了。我们曾以为我们所受的磨难和沉默至少是有意义的，也相信有朝一日对它的叙述是有意义的。我们以为一直封存在心中的经验，会随着时间变得更加意味深长，没想到许多年后就突然间挥发了。只要我们活着，过去的经验就会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刻，并被现在所改变。而从民间故事到经典小说，叙事总是与时间过去相关。现在：这是最缺少叙事性的时间维度。现在：这是故事缺失的时刻。而我们现在恰恰处在“现在时”压倒一切的时刻：每日生产并被迅速消费掉的报纸是一个事实性和象征性的行为，它标明了“现在时”的长度、更新和重复的速度。现在，人们需要的是与现在时的效应相应的“新闻”，而不是“故事”。因而，一切都降低到新闻的水平，一切事件都是偶然的、意外的、个别的轶事。

    在一个日常生活素材变为轶事琐闻、现象变得毫无价值的世界上，事物的本质和意义似乎躲避在纯理性的或理念的领域里。叙事和叙述细节的过程有如黑格尔眼中的笨拙的“物质”，一点一点地消退，被越来越成熟的“精神”抛开了。我们对细节叙述越来越不耐烦，因为这些细节和现象都是缺乏意义的。除非它们说明了某种道理，或者它们是信息。那么为何不直接说出那个道理或者信息?代之而起的是谈论或者传播各种信息、论说各种主义和道理的文章，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性的文体。它也是报纸和其他大众传媒所创造并赖以存在的文体。

    然而，如果不是那些主义和大道理在实际上或者说在“本质”上变得可疑，经典现实主义的叙事方式的危机就不会发生。小说形式的叙事危机和理论上的拯救与解放的“宏大叙述”的危机是一同到来的。它也是人文主义的个人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正在失效的历史时刻。与前者的危机不同，虽然后者的思想活力和其创新能力正在消失，它所建立的体制正在成为现代性的标志获得普遍认同。在历史中的乌托邦力量失败之后，我们的世界正在被纳入“合理化”进程。

    经典小说的叙述形式和结构不仅仅与历史的乌托邦结构具有同源性关系，而且小说叙事深深地依赖于个人的经验。然而，现代世界和现代社会的各种矛盾越来越多的是一种制度性问题和结构性矛盾，而不再表现为个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也不再被理解为相互冲突的大的行为主体(比如阶级意识)之间的关系。对于制度性和结构性矛盾问题，个人的经验不再具有真实性，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结构和越来越专门化的知识地图上，个人的经验纯粹是盲目的。使用个人经验几乎无法探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就个人经验的直接性而言，这个越来越合理化的世界成了个人经验不能理解、不能穿透的“异己”的存在。抽象的合理性使得这个世界对个人成了一个迷宫。事实上，在现代世界里，个人的生存也越来越抽象化。恰恰是合理化的这一扩展，才与小说叙事的形式和结构不相协调。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中，詹姆逊曾经把叙事的困难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直接可理解性的丧失”联系起来：“艺术作品的构架是个人所历的经验，就这些局限而言，外部世界仍然顽固地受到异化。当我们由个人经验转到那种集体维度，转到人类体制在其中再次对我们缓慢地变得透明的社会学的或历史的焦点时，我们便进入了游离的抽象思维的领域，把艺术作品抛在身后。这种在两个不可调和层面上的生活，与现代世界结构的基本谬误相应：我们能够理解的作为抽象心灵的东西，我们不能在个人生活和经验中直接地经历它们。我们的世界，我们的艺术作品，此后也是抽象的了。”(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第143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这种状况、生活世界、人与事物的直接可理解性的丧失，只有在抽象思维或纯思维领域才能把握的现实，的确完成了一种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把纯思维作为把握世界的最终手段与世界的合理化进程的完成、社会生活的理性形式几乎一致。纯思维或者纯理性的统治，消除了规则和逻辑形式之外的事件，如果它还没有彻底消除这一现象，至少也已经消除了这些事件的意义。或者说在此之外的一切都是一场事故。只有纯思维和纯理性才能把握真实，叙事只有“新闻报道”的价值。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场合，叙事都是、都越来越是一场事故。故事和叙述都只能在非理性的领域和合理化程度不高的地方才能发生。从直观的意义上讲，贫困、战争谋杀、政变和极权统治，以及相伴随的英雄主义、反抗、囚禁、流放、崇高的牺牲、被压抑的激情和由此而来的感人至深的爱情或者背叛，都发生在合理化程度很低的地方。这些地方和这些老掉牙的故事，如今也只能吸引一些新闻记者。今天我们所收看的新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所谓故事就是事故。今天的海明威或马尔罗很少再会对此感兴趣，也不会把它作为“人类的状况”来叙述，因为人们知道，那里有理性的人们都正在努力消除这些故事，使他们进入合理化的世界秩序，消除他们社会和历史中的那些叙事性因素。这一切惊心动魄的故事都是为了，或者是趋向于使故事消失，过上合理化的、没有故事的生活。 

    历史似乎真的已经终结了。几千年来驱动人类历史变迁、驱动人们为之斗争、为了牺牲的那些崇高理念似乎已经渐渐地定型，并在目前相对而言算是在最好的制度中确立下来。这些理念靠着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在制度化地起着作用。人类开始进入普遍均质的时间和“普遍均质的国家”。当发达国家最先到达历史目标时，这场关于人类进步的历史赛跑就算是终结了。剩下的、跑在中途、哪怕刚刚起跑的赛事已经没有什么可观的了。在人们听起来，那么几个抗议的前驱者的故事不过是历史终结后的赛事中的事情。无论在他们自己看来路途有多么艰难坎坷，在旁观者眼中他们的奋斗都不再具有崇高性和悲剧感。因为即使在没有完成历史普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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