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持异见者自然不会受到人们的欢迎。一幕悲剧变成喜剧的历史过程当然有许多尚未被意识到的因素。无论帮忙也罢，帮闲也罢，沉默也罢，独善其身也罢，在悲剧之后我们都又混到了今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都在失去那一悲剧角色以及道德优越感的位置。持异见者，抗议者或者是道德的、文学的、社会的理想主义者，慢慢地变成了市场上的穷人。在这个时代里，还有什么比一个“有道德的”穷人更可笑的?再说，我们从来都只愿意把敬意献给那些死去的人，因为他们已经从交往领域中退出。犹如巴赫金所说：一切当代的“崇高事物”都是滑稽可笑的。在历史悲剧之后，在无以言说的愤怒之后，在无可奈何之后，我们学会了幽默，学会了把没有希望的事看成可笑的事，我们的绝望变成了嘲讽。     一个徘徊在大地上的幽灵，突然间变成了巨人，这个巨人由于其恐怖和野蛮又突然变成了一个幽灵。就像大海里漂泊着的魔瓶中的巨人，被出于仁爱放出来又出于恐怖重新被幽闭起来。这个幽灵从伟大的空想变成科学，从科学变成现实，又从迷信变成幽灵。现在它连人们的空想也不是。对人们来说，它甚至仍然是我们无法装进魔瓶里去的可怕的巨人：因为真实的幽灵已经离去，这只是幽灵的躯体。这是我们的生活喜剧的主要情节。在这里，不仅仅是我们置身其中的历史喜剧化了，一切都在从悲剧变为喜剧：人们用讲笑话替代了抗议，——因此，那些严肃的抗议也就成了笑话，用怎么着都行的情感替代了情感的唯一性，其中既有悲剧破灭后的明智，也有荒诞意识特有的冷漠。

    一切都在从具有崇高价值的悲剧变为滑稽可笑的无意义的喜剧，甚至变成荒诞剧。一方面这是世界史范围内的事情：从宗教社会或某种文化共同体过渡到商业社会这一世俗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是大半个世纪里东方世界的戏剧性变化：把人类的一种伟大的社会理想付诸大规模历史实践所遭遇的不名誉和不光彩的失败。对我们所置身其中的状况来说，后者是致命的：如果这一过程仅仅是一次悲剧性的失败那还要好得多，可它戴上崇高的面具在历史中继续出现在舞台上时，人们知道面具下面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剧情和角色的表演都变成了滑稽模仿。观众被要求保持认真的悲剧情感：正义、理想等等，这只能使人们在私下里更加肆无忌惮地嘲弄一切，包括他们自己。
一切都在从悲剧变成喜剧，一切曾经给人崇高感的事物都开始显得滑稽和荒诞。一件放在从前会让我们感动和流泪的事，在今天却让我们发出了暧昧的笑声。在小报上，我们不止一次地也是极为偶然地看到那个古老的故事一再地变成新闻：一对青年男女的殉情自杀。放在几百年前这个故事诞生了不朽的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让莎士比亚写出《罗密欧与朱丽叶》，几十年前这样的故事甚至还可以成为巴金那一代作家的创作冲动，而今它只能作为小报记者的材料，任人说三道四。因为这个故事中的痛苦是那样的苍白，那样的暧昧，其中的欲望是那样的空洞，也不再放射出人类精神的光芒。不是作家们没有了对伟大事物的冲动，而是这个故事与之发生联系的世界使这个故事失去了真实性，也失去了悲剧感和崇高性。同样的情形发生在更普遍的事物上：婚外关系和各种偷情故事只能是生活和消遣类杂志的素材，没有人企图把她们写成《安娜·卡列尼娜》或《包法利夫人》，妓女们的生活也没有了“桃花扇”或“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没有了高贵的“茶花女”和“羊脂球”。也许人们在问：那些伟大的作家曾经具有的伟大的同情心哪里去了?

    而世界上的那些穷人，《圣经》福音书里“受苦的人有福了”的穷人，进天国的特殊选民的穷人，《悲惨世界》和《双城记》里的具有道德优越性的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涅克拉索夫、高尔基的“被凌辱与被损害的”“穷人”，《红旗谱》和《播火记》里有了“主义”的穷人、具有了阶级意识的穷人、反抗和解放了的穷人，甚至民间故事中与可笑的傻财主相对的机智与幽默的穷人——，几百年，几千年以来，笼罩在穷人头上的各种光环——天国的、道德的、理想的、革命的、阶级的，意识形态上的、情感上的和智慧上的光环渐渐地黯淡了，或一下子消失了。福音书没有应验，激动人心的社会理念变成了老一代人怀旧的“青春之歌”。但穷人依然存在，这是没有天国的、没有道德优越性的、没有指望的、没有了进步阶级意识甚至也没有了幽默感的穷人。和专制、压迫、劳役、苦难的传统社会里的穷人不同，这是一个“合理化、科层化、现代化”的社会，一个合理化、世俗化和市场化时代的穷人，而且，按照成功的经济模式，这也被认为是一个将要消失的阶级或群体。如果在事实上还没有消失，它们在历史和政治理念上的价值功能也已经消失了。他们目前所受的苦是无意义的，无价值的，他们既不是因为被凌辱与被损害而受苦，也不是为了天国或道德理想而受苦，他们仅仅是受苦而已，或者说这是因为自身的无能、愚昧或懒惰而受苦而已。充其量，是物质发展的不够富足或社会再分配制度的不够完善。这一切仅仅与利益或利益的瓜分有关，而与任何形式的真理、道德或信仰无关。它变成了不同的党争、税收调节或福利制度问题，或者纯粹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对此，一个文学家能说什么?他又如何讲出令人感动的故事来?也许他只能讲出一个小小的、卑微的、意义微弱的也许是可笑的受苦人的故事。总之，一个个别人的、轶闻式的、偶然性的或不幸的故事。与受苦或穷人曾经密切相关的意义宏大的叙事，早已变成了历史的神话，或许更糟：变成了过了时的、丧失了信誉的欺骗性的意识形态。 

    经典小说的叙述模式，或者说被我们称之为伟大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深刻地依赖于特定历史阶段中的梦想的力量、“希望原则”或者称之为“乌托邦力量”的变化着的可能性。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巨大的文学活力正是来自于历史中的这一可能性。在雨果等人那里，穷苦阶级——囚犯、劳工和妓女——正是这一历史的希望原则和道义力量的体现者，对托尔斯泰来说，他以宗教方式和乌托邦的方式使自己与这个成长着的阶级认同，正像马克思在整体历史上与之认同并成为它的代言人一样。而今，这种“历史视觉”或历史幻视已经消失。在经历了乌托邦力量变为现实的历史之后，我们已经没有能力甚至没有权力从这种历史视野中观察社会生活：劳工、妓女、囚犯，或私情与死亡。 

    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结构影响了十九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结构。今天，这种社会历史结构已经七零八落：历史时间突然间消失了，只剩下没有时间流向的、沉闷而重复的日常生活时间。我们已不能从这种历史的结构中去观察和描述日常生活并形成具有现实感的叙事方式。我们经历了对一个令人感到耻辱的制度化现实的破产，也同时经历了历史中的曾经激动人心的乌托邦力量的破灭，这是两个如此不同的事物，因此前者的破产至少满足了我们的道德要求，而这又是有着如此多的历史联系的事物，后者的破灭又使我们失去了历史中的希望原则和一种社会伦理学。 

    这一状况使每一个认真感受和真实思想的人深深地感到无言，感到欲说还休，并面对着叙事的困难。我想说的是：历史中的乌托邦和希望原则的消失，使经典小说的叙述结构变得不具有现实性了。无论是《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还是《母亲》、《红岩》，小说的叙事结构都深刻地依赖于历史中的希望原则和它所虚构的历史时间，只有在历史的乌托邦结构和历史时间中，小说人物才能获得一种性格上的道义力量，获得一种命运感。只不过这个命运既不是无常的生死，也不是天意和宿命，而是“历史必然性”或者是“历史的规律”。在今天看来，所谓的必然性和规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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