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消费得越多，你离生活越远。’”[9]三、空间意象美国学者凯文·林奇（Kevin Lynch）提出城市设计中的重要概念──“环境意象”。所谓“环境意象”，指“一个外在具体世界的共同化精神图像……，这意象是瞬间的感觉（immediate sensation）和对过去经验的记忆两者所产生的结果，它并且用来解释认知和指示着行动……”[10]他注意到将一个区域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并从“精神图像”的层面研究人的认知。

    根据“环境意象”理论的延伸，笔者认为，主题化的商业空间在美学上缔造了一种“空间意象”。这个理论提出的前提是美学概念的“意象”─“环境意象”─“空间意象”三者衍生关系的逻辑自恰性，即我们不得不考察凯文·林奇的“环境意象”之“意象”概念是否与作为美学范畴的“意象”具有同一性。中国古典美学中，意象指客体的景和主体的情的融合。离开客体的景，或者离开主体的情，就不可能产生审美意象。在西方美学史中，对意象理论有代表性阐述的包括康德、克罗齐、庞德、萨特、苏珊·朗格等人。如庞德在《几条禁例》中阐释意象的概念为：“一个意象是在瞬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与感性的复合体。‘这种复合体’的突然呈现给人以突然解放的感觉，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的感觉。”[11]可以发现，“环境意象”中的“意象”，具有美学的理论支撑：“客体”即“外在具体世界”，经过主客体的统一，即“共同化”，形成审美意象（“精神图象”），瞬间的感觉（immediate sensation）与庞德提出的“在瞬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与感性的复合体”同义。

    我们再从商业空间的美学特征阐述“空间意象”的形成过程。

    其一，“意象”强调客体的景与主体的情融为一体。

    就其实质而言，意象不是客观存在的景，也不是外物在主体头脑中产生的表象，而是情和景的结合，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意象产生于情景交融。而今天,购物中心成为梦幻世界，购物成为一种享乐和审美体验。在这些场所中，场面形象设计得或华丽时尚、光彩夺目，或汇集人们梦寐以求的、来自遥远他乡的异域珍品，或表达对过去宁静情怀的感念与怀旧。有人将购物中心比作忘却烦恼的乌托邦，将购物比作狂欢，“乌托邦理想同现实通过这种绝无仅有的狂欢节世界感受，暂时融为一体了。”[12]其二，“意象”的产生强调“瞬间的感觉”，这一点在商业空间给人的审美体验中被印证。

    杰姆逊曾用时间模式和空间模式区分消费社会的前现代特征和后现代特征。所谓时间模式即逻各斯模式，强调事物之间的线性关联，这主要指前现代社会以语言、理性为逻辑的文化方式；而“当时间的链条破裂之后，对当前的感受就变得无比强烈、生动、物质化，并且大大提升了其强度。”[13]后现代社会的消费特别强调“当下的体验”，追求瞬间的视觉审美愉悦。齐美尔在研究都市中的人的购买行为时发现，个人的好奇心不断被激发出来，在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购物空间里，瞬间的美感不断刺激人已经过度疲惫的神经。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文中，他指出：“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瞬间印象和持续印象之间的差异性会刺激他的心理。”[14]其三，审美“意象”产生时的状态为“用志不纷，乃凝于神”。

    如果心中只有一个意象，就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我和物就打成一气了，这是审美中凝神的特点。

    而“用志不纷”的必需条件是无功利的置身物外的状态。当代购物失去了购物性，成为一种文化事件，在这些场所中，人有时达到这样的状态：忘记了“何地”（where），忘记这里是商场或者百货大楼，仿佛在艺术馆或者乐园；忘记了何时（when），像孩子一样在那里徜徉、游荡，忘记时间的溜走，更何况灯火通明的购物空间早已让人区分不出黑夜与白昼的更迭；也忘记“何故”（why）以及“何自来”（whence），购物已经不是一种理性购买的活动，而演变为一种审美活动，人在其中凝神观赏，像在艺术馆观赏珍品、陶冶情趣，甚至在瞬间忘记现实种种，而以审美的、感性的态度体悟当下的氛围，达到凝神忘我的“超真实”状态。

    这种状态类似于人在教堂朝拜时的精神状态。

    “商业空间因美学而被构筑成物的教堂，它们以让消费者满意的承诺吸引人们来朝圣。购物空间以它们庞大的规模、自我满足的感觉和营造的远离喧嚣的外面世界的环境，淹没了空间里的人。和教堂一样，商业空间是远离日常的琐碎生活，在朝圣中获得奇遇的地方。不管在商业空间中实际上有多么嘈杂，它却始终给人安静和平静的感觉。商业空间给人们一个个入口，从入口通往的是与现实分离的世界，在这里人的精神远离现实的斗争和苦难，得到补偿。”[15]近年的研究中，商业空间被频繁描述为“商品拜物教的圣地”，正因为它呈现了非同一般的空间意象，和在这意象中个体精神达到的“凝神”状态。

    四、生产意义的空间

上海女作家陈丹燕在《上海女子的相生相克》一文中，通过都市白领杜小姐的眼光描写淮海路的风情：“冬天的阳光从高大的梧桐树秃枝上照下来，街边房屋整齐，行人的皮鞋很亮。这里是上海的脸面，像纽约的第五大街，东京的银座，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还有彼得堡的涅瓦大街。最贵的商店，最好看的商品都在这里闪闪发光……上海本地人总是说，外地人去南京路，上海人去淮海路，因为淮海路更符合上海人的胃口。”“淮海中路上的散步是一种消遣郁闷的方式，一种业余的竞技，是一个终生的学校，一个没屋顶的沙龙”。

    这段话说出了消费社会的实情：购物活动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购物空间及其形成的街道正在不断更新着城市的面貌。有人说，要读懂一座城市，就要读懂它最繁华的商业街。有中国“香榭丽舍”之称的淮海路，是上海的脸面。商业空间之所以具有代表性的意义，是由消费社会的语境决定的。正如日本学者原广司所说，“对于某种文化来说，只要有起支配作用的空间，人们便不可避免的要生活在其中，日常的空间性的思考、空间性的想象力，都回避不了这个支配空间……现在，这个起支配作用的空间就是商业空间。”[16]“淮海中路上的散步是一种消遣郁闷的方式，一种业余的竞技，是一个终生的学校，一个没屋顶的沙龙”指出了“购物”和“商业空间”的社会学、文化学上的意义。商业空间成为提供给人消遣郁闷的乐园，一个让人参与时尚、品位竞技的场所，一个聚集了各方名流竞相展示社交才华、个人魅力的沙龙，说明“商业空间”已经由传统的空间意义上的物理范畴转化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范畴。商业空间的意义研究被诸多理论家所关注。迈克尔·迪尔在《后现代都市条件》中断定，“空间意义重大已成普遍共识”[17]。

    杰姆逊通过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得出结论说，“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精神经历，我们的文化语言，今天都受到空间范畴而非时间范畴的控制……”[18]商业空间是产生社会意义的空间，它以特有的空间设计、隐喻，实现阶级分野，区隔社会阶层、审美品位、生活方式。“Crompton在1993年提出，近来出现另一种划分等级阶层的方法,这种方法基于一个论断，那就是阶层之间的联系和联盟,越来越少地以职业或财产为根据,取而代之的是在消费的竞技场划分人的等级（Burrows and Marsh在1992年,Warde在1994年也提出过类似观点)。”[19]上海人爱去淮海路，因为淮海路是以国际性的商业街为标杆的，那里有最好的品牌店，最富有的阶层。逛淮海路使上海人有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市民的优越感。正如诺伯格－舒尔茨指出的：“社会阶层、社会文化群落与其他群体的界限以及城市与人的关系，都镶嵌在一定的空间中。各种空间的隐喻，如位置、领域、边界、边缘与核心等，无不透露、表征着社会阶层、群落的界限所在，也是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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