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态度的倾向。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知情权却被它的行政级别所限制，对内情所知甚少。这种知情的局限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稍有不明之处，便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搅浑水”，使监？督简单化。《焦点访谈》的记者也曾开玩笑说“我们《焦点访谈》最爱作的就是对直观的违法行为的曝光，尤其是正在进行中的。比如公路乱收费、乱插旗杆什么的。为啥呢？因为它证据确凿，拍下来就再也赖不掉了，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打过一场官司，没有一次差错”。这些话虽是戏言，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目前我国的新闻监督还只是“简单监督”的事实。“简单监督”的必然是简单的事件，而简单的事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必然是表面化的，所引起的社会思考也就必然是肤浅的。

第四，新闻队伍素质的约束。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中国大众传媒的进步也同样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队伍。然而由于我国新闻事业起步较晚，加之长期处于政府指令性的管理下，缺乏自主创作的空间，这就使新闻从业者或萎缩为一个按指令行事的慵懒的应付公差者，或转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不断强化，其权力与影响也将不断地日益扩大，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如果新闻从业人员素质建设不能及时跟上，其产生的负效应将是信息封锁时代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或者不准确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就无形之中被封堵到了既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激化矛盾的境地，这就确实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反观今天的新闻监督中存在的力度不够、质量不高等问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记者知识准备不足，分析能力不强造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很多报道都是只针对问题的表面现象进行描述，或把事件的主题归纳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上，不能作深入的挖掘，这样的新闻报道往往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感情上的冲动，而少有理性的思考，但是毕竟大众传媒不仅是传播工具，还是文化载体，低质量的思考所传播的必然也是低质量的文化，这对全民文化品格的培养也是极为不利的。

2．重视之下的畸形“权力放大”

《焦点访谈》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反响如此之大，原因来自于领导和群众的特别关注，两者的合力才造成了《焦点访谈》在全社会的重要影响。

群众为什么如此重视《焦点访谈》呢？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几十年来中国百姓习惯了报纸电视上的“一片形势大好”的赞扬和讴歌。突然敢说敢做的，当然解恨解气。这种“奇”使弱势群体有了代言人。

其次，在群众的眼中，传媒所发出的言论必然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言论，因此在中国百姓心中，《焦点访谈》的声音就是政府的声音。《焦点访谈》批评谁，谁就会迟早受到制裁，这也是《焦点访谈》获得民众信任的基础。

第三，由于群众投诉渠道不畅，《焦点访谈》成了他们借以依赖的窗口，有人干脆把《焦点访谈》称作“焦青天”。如果说领导对《焦点访谈》的重视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群众对《焦点访谈》的重视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电视神化”，一种对大众传播工具的误解。按照传播学的说法，是“大众传播本来不是对传播对象产生效果的一种必要的和充分的因素，而是属于和通过中介因素和影响的关系来起作用”（《传播学概论》，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也就是说，对于被监督的人和事，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它的作用在于通过曝光后营造出一种环境，通过若干环节作用于政治，从而产生效果，它的功能仅限于此。

由于上上下下的关注，使《焦点访谈》的权力被扩大，更严谨地说应该是社会心理学上的扩大，也就是在社会心理上，《焦点访谈》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大众传播工具本身的应具有的权力范围，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比如某领导在当地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事情曝光后在群众中影响极大，也震怒到了上面的领导，当即将他枪毙。违法者恶有恶报，罪有应得，但究其罪行就未必到了要以性命相抵的程度。由此看来，这些后果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莫不是舆论监督在人们心理上的权力畸形扩大所致，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对新闻传播认识上的文化约束。有趣的是，在中国被“炒”热的事，几乎都难逃被“炒”死的宿命。所以在《焦点访谈》成为重中之重的特别时候，不免也会有些忧虑，担心它的命运又会如何。至少在社会意识里，舆论监督万能论的幻象应该打破，舆论监督应该获得其应有的社会定位，这才是中国新闻传播的健康走向。

六、从《焦点访谈》看中国新闻传播媒介转变的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传播业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未来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向也取决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的制约和规定。

1．体制变革对传媒发展提出要求

首先，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民众的需求日益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依据，中国的新闻传播将不可避免地向着贴近大众的方向发展。

第二，随着中央对地方行政干预的减少，中国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职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不会弱化，反而会增强。

第三，随着民众日益成为利益主体，其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迫切性也在不断地加强。因此言论自由与开放将必然成为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方向。

第四，政府、社会对大众传媒提出的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会最大限度地促进新闻从业者的素质的提高，成为最直接的动力。

2．传媒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条件和保障

（1）建立健全的新闻法规，使舆论监督法制化。在中国新闻传播向着内容贴近大众、职能上强化监督、言论日益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有关新闻传播制度和法规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其职能的转变速度。一方面给中国新闻传媒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带来了不便，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随着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影响范围的日益扩大、影响程度的日益加深，新闻的自由也迫切地需要法律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在舆论监督被加强的同时，还要时刻防备它的变质和腐化。总之，新闻法规的尽快出台成为新闻改革者最为迫切的要求。

（2）给予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是在体制变革时期顺应政府和民众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舆论监督职能的进一步强化需要政府和民众的保护与支持。从政府方面来讲，除了制定出对舆论监督的保护性的法规外，还应给予新闻单位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央有关部门可与重点新闻单位的重点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双方可就一些重大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就一些重大题材的报道进行情况沟通，这一方面减少了新闻单位在实际操作中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央对于负面报道的“把关”。这样在双方达成共识后，中央可在适当范围内授予采访调查的“特别调查权”，这样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力度将会大大加强。

（3）开辟“民意采集渠道”，发挥社会舆论的“预警”功能。在我国目前的舆论监督过程中，民众仍是作为弱势群体被关怀，民意也是往往作为后发似的意见反馈予以关照。“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焦点访谈》一类舆论监督节目为民申冤、打抱不平的传统思路的形象表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民意还远没有作为社会主体意识渗入到大众传播中去。把舆论监督误以为是后发似的批判和反思，而忽略了它的预警功能，这也是我国大众传播界亟待解决的偏见。

总之，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新闻传媒所关注的社会现象的主体，特别是民众，将逐渐成为新闻传媒的外部重要因素，新闻媒介和政府将会更加关注民众的利益表达，新闻传媒仍将继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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