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政府的工作增加了依赖感，从而同心同德干社会主义，就是与正面宣传殊途同归。至于舆论监督披露矛盾、曝光阴暗面，究竟占到多大比例为妥，这并非问题的实质所在。……只要是实际需要，并且切中要害，真正替广大百姓说话，就是降到49％，也应当算是坚持了正面宣传。”（“朱镕基要大众传媒作群众喉舌”，《镜报》1998年第10期）由此可见，负面报道的出现与坚持正面报道的报道方针并非相互矛盾，其实质都是宣传和强化党的政策和思想，从而达到规范社会意识和行为的目的。在变革后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是要通过“正视矛盾，解疑释惑”来消除人们意识行为中的偏离倾向，这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在变革时代的新特点和表现。

2.职能上强化舆论监督

早在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国报人就激昂地保证道：“若不给我新闻自由，我就能给大臣一个贪污腐化的上议院……和一个俯首称臣的下议院……但是一旦我有新闻自由的武装……我就要向他所建立的强大的体制进攻……把他埋葬在他要庇护的贪权枉法的垃圾堆中。”“给我一张自由的报纸，我就能消灭政府的贪污。”（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19世纪另一位更著名的新生资本主义的理论赞美者也曾断言：“随着人们趋于平等和个人主义逐渐强烈，报刊也便日益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认为报刊的作用在于维持自由，那未免降低了它的作用，报刊还能维持文明。”维持自由也好，维持文明也好，这种维持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于政治批评和社会监督。

舆论监督正是在中国变革时期，新闻传播被赋予的新使命，它也是中国新闻传媒转变的核心。早在1996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接受美国《中国新闻》英文月刊采访时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障人民更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中国新闻》，1996年年刊）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一节中更是特别指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十五大报告白皮书），这些都是新闻监督的法律和政治依据。

3.传播形态上由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

在体制变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的信息传播关系是单向垂直式传播，即中央政府通过组织和大众传媒两个系统把信息传给地方政府和民众，其中组织系统是传播的主体性渠道，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信息则主要从组织系统中获得，而传媒系统则是辅助性的。在这种传播形态中，地方政府和民众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由于地方政府利益上没有独立性，群众只是从集体、单位中分得应得的利益，因而也就不需要作利益表达。同时上下利益一致的假设和对舆论的高度监督控制，也根本不存在信息的反馈。

但是随着地方和民众成为利益主体，中央权力的下放以及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赋予，传媒在下达中央指令的同时，也接受来自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利益表达，于是信息传播模式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民众获得了独立的利益，产生了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众的利益表达既可以通过组织系统逐级上传，也可以通过传媒系统直接送达中央政府，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又因为地方政府有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在信息的上传下达过程中会使信息受阻，这样就使组织系统进行的信息传播由于信息衰减严重而失去了有效性，这样传媒系统就发挥了其有效的威力，它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三者传播关系由原来的信息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在这里，“信息源不再由政府控制，即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进而变为平行交叉的自由传播”（施拉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总之，反馈信息流的增加成为体制变革时期又一新特点。

五、从《焦点访谈》的现存问题看中国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和阻力，大众传媒在不断的强化角色职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1.舆论监督不够，质量不高

虽然涌现了一批《罚要依法》等大快人心的节目，矛头直对贪官污吏，大胆揭露曝光，但纵观全国的大众传媒，改革开放20年来，在超过千起的重大新闻曝光中，把部以上的高官作为揭露对象的，还没有一起是新闻单位独立作出的。即便是引起全国瞩目的“陈希同王宝森案”，虽然曝光已经多年，但至今仍没有一篇深入翔实的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报告，以至于有不少人把街头小报的传奇杜撰当事实来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是来自制度的约束。

中央有关政策曾有明文规定：新闻单位的批评稿件要送给被批评对象的上级审批阅读，然后才能发表，而且“涉及到公检法等部门的曝光必须上报到系统最高一级主管部门审批”，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新闻机构的监督权力。诚然，《焦点访谈》被冠以舆论监督的“改革尖兵”之称，但在实际操作中，据内刊工作人员统计的数据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该节目的干部监督多是以科级和处级干部为主，《大公报》曾发表文章说“几时他们（被监督的官）不安的眼光不是仰视而是俯视或平视，那么《焦点访谈》的门口就会门可罗雀了，那时弱势的群体有可能成为强势了”。还有人戏称《焦点访谈》是专打“老鼠”不打“老虎”的“尖兵”。那么如此的约束与力度能够解决和保护的究竟是哪些人的问题和利益呢？在几年的来信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占绝对多数的是农民，其次是工人，而知识分子的数量最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焦点访谈》影响最多的是那些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众，《焦点访谈》维护更多的是来自社会最基层的民众利益。这至少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是农民问题最多，农民利益被漠视的现象最严重。尽管我国农民人口众多，自然反映的量也就越大，但他们所反映的大多都是社会性问题，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二，是工人农民的利益受损害后，因为途径和费用等问题使他们只有更依赖媒体来作他们的保护人，替他们伸张正义。

第三，是农民进入系统后得到保护的能力最少，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焦点访谈》等媒体的曝光，基层民众被侵犯的利益才得到部分的保护和补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制度上的一种缺陷。

其次是权与力的约束。

舆论监督虽然使一些贪官污吏的特权受到了约束，但在大社会中仍是有一些利益集团和权力机构在有力地影响着新闻监督的职能。《北京青年报》就曾形象地描述过新闻机构被包围和、干扰的场面：《焦点访谈》被两支队伍包围－－一支是住着宾馆，拿着手机，拎着巨额“红包”和土特产的主任和秘书，另一支是席地而坐，揣着干粮，捧着写满众人血印和签名的告状信的群众。由此看出，各种权的威胁，利的诱惑，以及中国人永远也过不了的人情关，都严重影响着新闻监督的力度和职能，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那句话：在中国，如果你想随便挪一下椅子，都会发生有人流血的悲哀。

第三就是知情权的约束。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案被美国各大新闻媒体放之于最显著的地方，连篇累牍，细致入微，甚至有公司对总统的审判过程进行了录像选播。公众仅仅通过传媒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了如指掌，还可以发表意见，投票表决，这生动地体现了西方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就是所谓的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势力”。而我国情况不同，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是党领导下的宣传机构，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基于此，一个系统内部机构如果要对系统本身进行监督，就必须有来自系统最高决策者对其的授权和认可，而这其中首先就是给予他知情的权利。这里所指的“情”既包括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也包括各利益集团、权力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自的背景以及最高权力机构对各种集团、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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