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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监督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达到中央提出的“解疑释惑、平衡心态、缓解矛盾、团结鼓劲”的效果。从某种意义说，《焦点时刻》为《焦点访谈》的出台进行了先期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新闻历来是世界各大电视台的中流砥柱，而其中的评论节目又是节目的灵魂，可谓重中之重。而向世界级大台努力的中央电视台在这种形式下在每日黄金时间推出《焦点访谈》，也可谓顺应形势，顺应媒体自身发展，适应政府、顺应民意的需要。
1．从《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来看，它所要作到的就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四句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广告宣传语。《焦点访谈》第一任责任人孙玉胜曾在内刊中写道：“根据栏目定位，‘焦点节目不可能回避问题，而同时又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所以我们在新闻部全体工作人员中灌输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以在野党、反对派，甚至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选择题目。在这里，不允许渲染个人好恶，一切报道要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在其后的一次制片人座谈会上，孙玉胜进一步谈到：“电视制作人员要树立明确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种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节目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说法是’喉舌意识‘。再明确的说法是’只能帮忙，不能添乱’。”
2．从《焦点访谈》的选题原则来看，就是体现了创办者所要求的“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领导重视”和“群众关心”是分别着眼于社会的管理决策层和普通行为层说的，它们反映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某个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上的意见的交汇，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普遍存在”则是衡量某些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所涉及的群体是否在社会中占有足够的量的比例；报告这些事件或现象是否能在全社会引起足够广泛的反响与共鸣。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按预定计划推出第一档节目，题为《行情看好－－国债发行第一天》。在内刊回忆录上，选题人说，在这一天有好多事情值得关注，甚至有人提议做愚人节的创新节目，但综合考虑到这一年的国债发行与历年相比，国债的利率及相关市场竞争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早在国债发行的酝酿期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就几次强调要周密安排这次发行工作，全国城乡的千家万户更在关心着今年国债的购兑方法、投资效益以及旁人的选择。此外，从大的宏观角度来看，国债的发行与运作也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模式向市场转型的趋向和力度。由此，编辑、记者在全面分析后，决定以多点报道的形式推出了《焦点访谈》的第一期节目。由此看来，《焦点访谈》的节目选题不仅要坚持三句话原则，而且要坚持三句话的结合。
3.从《焦点访谈》的报道原则上来看，正面报道的分寸把握突出地表现在角度的选择上，也就是聚焦在哪里。聚焦不准，正面报道也会有负面效应。
在《东方时空》1999年第四季的节目中，有一篇关于《37所高校实行收费制》的报道。高校实行收费本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这期节目对准“收费后学生家长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个角度，那么很有可能在节目播出后会引起社会方面的不满，因为毕竟那些能够承担得起费用的家庭也不愿意把过去本归国家承担的费用改为自己承担的费用，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选题者构思精巧地将焦点对准为高校为何要实行收费这样一个沟通讲理的角度，并引鉴了国际惯例上大学都是自费的相关背景，并补充说明了学生如果用功学习，得到的奖学金要比付的费用还多，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贷学金等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起到了为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评说时事、解释背景、缓解矛盾的作用。由此可见在报道原则上选择角度的重要。
另外，在负面报道方面，“硬焦点、软着陆”是《焦点访谈》一贯坚持的策略，也就是不管批评什么，批评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不能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不能以偏盖全，影射攻击，挑动矛盾，渲染情绪”。作这类节目时要把握住分寸，出发点应是积极的、善意的，批评性报道要争取起到正面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焦点访谈》提出了自己的报道原则：
第一，要力求事实准确，记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偏听偏信。记者要作到冷静的观察，不能感情用事，主观意识太强。在对有争议的的问题采访时，要听取多方的意见，不要轻易下结论。
第二，在评点时要就事论事，不要引申发挥，扩大批评面。
第三，要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得到主管部门和权威部门人士的表态或得到他们的更深一步的合作。
第四，问题要有普遍性，作到选题为受众所关心，有典型性。
第五，要选择好时机，把握好时事的动态走向。
第六，要有结果，给自己和受众一个可回味的空间。
（孙玉胜：《所能想到的和作到的－－关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回顾与思考》）
四、《焦点访谈》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报道发生转变后一个典型先例，它体现出中国新闻传媒的一些新特点
1.形式上增加负面报道，但与正面报道并不相悖
所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从字面上看似乎很容易理解，无非是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但有时有些报道则很难从表面上进行正负分类，如重案要案，扫黄打非……所以在实际操作中，《焦点访谈》对正面报道和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所含的内容等进行了划分：
首先在正面报道方面，它所包含的层面不仅仅是成就报道，还包括：
党和政府明确要提倡和弘扬的精神，如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等等；
政府出台的新举措、新政策，如国库券发行，平抑物价措施等；
党和政府坚决制止的，如反腐败，打击三陪等；
此外还有法律严惩的，如大案要案，刑事犯罪等等。
其次在负面报道方面，则包括：
严重危害民众利益的，如河流污染等；
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如假增值税发票等；
以及违反国家法律的，如乱占耕地等。
按照界定，据《焦点访谈》内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正面报道始终以超过总数二分之一的绝对优势多于负面报道，但负面报道从1994年到1998年间的比例也一直在上升，其势头不容忽视，其中只有1997年比1996年有所下降，原因是这期间正值香港回归，正面报道增多。
在负面报道的上升比例中，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1997年，负面报道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而1998年的比例则明显上升，接近半数，这就说明《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在1998年得到强化。这里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改革初期，过去那些一直在有意无意回避触及的有关社会制度各方面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经日益暴露出来，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问题也在持续加剧；二是由此导致了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的决心和措施都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舆论监督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重视和关注。1998年10月，国务院总理朱基就曾专程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工作人员座谈，明确表示了对于新闻媒介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视和支持。
从某种形式上说，负面报道的出现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传播最为直观的特点和体现，这也是《焦点访谈》类的批评性节目在“弱势群体”中拥有广阔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负面报道的比例上升，并不意味着正面宣传的原则被削弱了，朱基就曾对此问题谈过他的看法：“过去有人认为所谓坚持正面宣传，就要报刊、电台、电视等传媒在正面诠释党的方针政策、宣扬新生事物、赞颂英雄模范人物等方面，所占比重要占绝对优势，占到90％以上才算数，否则似乎是邪不压正，就为宣传纪律所不容，这种认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全面的。”朱基认为：“只要通过舆论监督，让老百姓明辨了是非，看到了光明与希望，鼓舞了士气与斗志，对党、军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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