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导演是知道这种情绪的，于是作为一种治外和解，他让警长（代表观众）对匪首表现出敬意——警长和垂死的匪首伸手相握，无言对视，直到匪首闭上双眼。但是，警长的生和匪首的死对于绝大多数观众来说又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它符合观众对警匪片的期待视野——社会秩序一定要恢复。
  分析这部影片是想说明两个问题：⑴内在原型是不可变动的，必须符合观众对这一类型影片的期待，所以再好的匪徒也一定要死，因为对秩序的认同和崇敬是这一类型片的原型。如果匪徒不死，或者警察死了，那就不是传统意义的警匪片。⑵外化程式可以局部变动，外化程式的变动会引起观众理解上的一些困难，但是正是这种变动带来的陌生感使影片产生了新意。如果基本叙事结构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或者被冠以某一具体类型片的名义发行，观众期待视野（或者叫前理解）会将其纳入它所代表的那一类型的意义系统中进行本文理解，当期待视野和本文理解最终达到相当的一致时，观众获得观影满足。变动一定是在程式已经建立的基础上进行的，只有这样的变动才可以理解。
  换一句更简单的话讲，类型影片存在着“重复”和“变异”的两个本质特征：类型片必须“重复”内在原型；同时，好的类型片应该在程式化（重复）的基础上对外化程式进行适当“变异”。如果只是简单的重复，类型片将索然无味，最终失去观众；如果只有变异没有重复，也就无所谓类型片。但是重复内在原型和外化形式是类型片成立的根本。
  依循类型片的这两个本质特征，我们来考察今天的贺岁片。
 
  （二）贺岁片的类型
  1．春节文化与原型
  无论是档期说还是类型说，有一个共识：贺岁片是为了中国人的“春节档期”量身定造的，可以说是中国春节文化的产物。因此，要探索贺岁片的原型，我们最好潜入它的母胎——春节文化，去寻找盘存在春节文化最深远、最幽暗、最隐秘的地方，把亿万中国人联成一体的心灵胎盘。
  什么是文化？文化有无原型可言？中国学者刘进田对文化的认识给了我们启迪。刘进田认为，“所谓文化，是指存在和隐帅于人能动地改造世界和实现自我的对象性活动及其方式和结果中的普遍而恒定的集体意向。”他对此作了解释：文化是超越具体实践活动的抽象的“道”——集体意向，是共相的，因而是普遍的；集体意向既类似于布留尔的集体表象，又类似于荣格的原型，因而是恒定的。与原型相比所不同的是，集体意向像一个空筐，既有恒定不变的一面如作为全人类的文化的核心：自由，又有经过实践发生变化的一面如不同民族性的文化。集体意向就是文化心理结构。文化心理结构的民族性也具有恒定、不变的特征，同时它的内容也是可变和发展的。可以看出，刘进田的集体意向其实是对荣格的原型理论的改造，把他认为只有不变的原型改造为同时具有变与不变二重特性的“集体意向”。因此，他最后认为集体意向就是具有可变性的原型。
  按照我们的观点，荣格还是认为原型也在或多或少的变化，只是时间是漫长的，变化是隐蔽的，但是它是一种原始心理结构，而非文化。文化是由原型发展出来的原始意象在变迁过程中的集合和抽象。原始意象是可变的，如果用禅宗的“月印万川”作比，月就是原型，万川就是原始意象，不同的种族和地域，“川”（原始意象）是不同的。所以，集体意向其实是原始意象。文化，作为人的集体意向兼具稳定的原型和民族特性。
  中国春节文化的原型是什么？我们认为，通过对贺岁片名字中的“岁”的理解，追根溯源，可以找到中国春节文化的原型。
  “岁”，在甲骨文中的字形像一把斧头，据古文字专家考证，它最早指一种斧类的砍削工具，后来指杀牲的行为。杀牲的目的在于祭神，“岁”就成了一种祭祀的名称。祭神是在一年一度的收获后进行的，因此，“岁”又成了特定的时间段落标记，一年谓之一岁。所谓年，“谷熟也。”
  中国民俗学者萧放认为：岁时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产物，上古时期它有三大文化特性，一是自然性质，它是自然的节律，其最基本的功能在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原始宗教性质，上古岁时主要是以时令祭礼出现的，祭礼的目的在于愉悦天神，襄助人事；三是政治性质。随着时代的推移，到汉魏使其三大文化特征发生一些变化，一、岁时仍从属于自然时序，二、原始宗教性质减少世俗性质增强，三、政治性质转向社会规范。正是如此，在汉魏时期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岁时节日文化，岁时变成了节日。汉魏时期岁时节日的文化特征表现为：一、时令祭礼转向节日祭祀，岁时禁忌演变为民俗节庆，娱神和娱人结合起来；二、从传统的里社集体祭祀向家族家庭节日方向推进，家庭伦理精神凸现；三、节日纪念意义的形成和节日神话的兴起以及历史化。春节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春节俗称“过年”，前面我们说过“所谓年，谷熟也”。春节的主旨在于收获后祭祀神灵，感谢神灵，以求神灵更大的保佑。这种对神灵的崇拜根源于以农业生产为生存之本的中国人对自然（特别是土地）的崇拜，也就是中国人对自己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独特文化心理结构。狭义的春节指农历正月初一，但人们一般所说的春节是广义的，包括年前的腊八节、除夕，直到年后十五的元宵节。在春节期间，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有这样一些原型。
  惧。这一点从关于“年”的神话传说可见一斑：传说“年”是太古时期的怪兽，严冬来到，专门噬人以食，人们很害怕，把肉食放在露天，然后紧闭大门不出，待“年”饱餐而去（也有说被爆竹声吓跑后），人们才开门稽首，互致庆贺。人对于“年”是有恐惧心理的，如果把神话中“年”转译为古文“谷熟”的意思，关于“年”的神话传说的深层结构就出现了，那就是中国人的先民们对自然的恐惧心理。远古时候，人们征服自然的力量是弱小的，人类生命总是被置于自然神秘的阴影之下。对于生产力低下，主要靠耕种农业维生的古代中国人来说，自然的力量更是深不可测，人的生命在自然面前是渺小的，渺小得望自然而生畏。
  可以这么说，“惧”是春节文化中最遥远，最深邃，也是最根本的心理结构，随着人的生产力的不断增强，“惧”的心理结构逐渐隐退，退到我们几乎忘却的边界，只在一些民俗传统中还依稀见到它的身影，而一些文化母题如“敬天命”“畏鬼神”恰似对这一心理结构的注解。
  可以这么说，“惧”普遍存在于原始思维中，它是人类生命自我觉醒时痛苦的烙印，是主体（人）对客体（自然）决裂和反思后的恐慌，人类的原始宗教正是从“惧”开始的。在“惧”的基础上，还衍生了另外一些心理原型，如祈、拒、喜。
  祈。就是祈愿，同“惧”一样是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它是在“惧”的基础上产生的另外一种具有稳定性的文化心理结构。远古时期，人类对于养育自己的自然产生了这样一种心态：祈愿，祈愿自然（神灵后来扩展到祖灵）赐物（降福）于己，免除灾祸。这种祈福攘灾的心态最终被外化为“祭”。人们一般依四时变化举行祭礼，这样祭礼最终被发展成了节日。春节期间最突出的祭礼是腊祭和祭灶。在古代，春节祭祀还上升为国家行为，社会规范，称为“礼”。近年来，祭的活动几乎消绝，仅在一些民俗传统如“上坟”等活动中保留下来。在祈的心理结构中包含有“娱神”的重要成分。娱神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在先秦腊祭中“一国之人皆若狂”，有专家认为这是丰收后的赛神狂欢。娱神是娱人的起点。
  拒。这里我们理解它首先是一种情感，然后才是一种举动。这种情感是人类对不利于自己生存的某一些“自然神灵”的排斥心理，最后外化成了一些民俗文化行为，比如，把“年”拒之门外的心理最后演变成了“守岁”，腊八节人

上一页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