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统一的故事情节来启、承、转、合，六个小故事不过是“好梦一日游”公司的六项业务，每一个故事自成系统，各自的叙事结构却又大致相同。如“巴顿将军梦”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书贩想成为一名像巴顿一样的将军，“好梦一日游”公司给他安排了一场“将军戏”，让他过足了将军瘾，最后还是回到了现实。同“巴顿将军梦”类似，“大腕忆苦梦”“明星凡人梦”等，都是按照：做梦（企图超越现实），圆梦（暂时超越现实），梦醒（以满足或者失败回到现实）这个思路进行创作。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结尾时喜剧人物是失败还是成功，它也造成了六个叙事结构略有区别，但是无论时喜剧人物的失败还是成功，观众都能获得“喜”的快感，因为观众正需要从这些失败和成功中领略到“喜”的精神。
  《大腕》的叙事策略是颠覆现实，因此它的叙事结构与《甲方乙方》截然不同。我们可以把尤优为泰勒操办葬礼前的几场戏作为“引子”，或者叫做故事的“喜剧情境”，正如大陆电影理论专家胡克所言这一段是不成功的，且不论它的冗长和缺乏喜剧性，至少在泰勒委托尤优办理葬礼的可能性上存在纰漏，但是它为葬礼的喜剧化提供了一个基础，颠覆的基础。随后的戏就围绕着如何颠覆现实展开，第一步就是颠覆基础（葬礼）本身，把现实中葬礼的悲伤气氛连同死亡的禁忌整个倒转过来，首先定调为“喜剧”；第二步就是在喜剧性的葬礼上，进一步颠覆大陆人熟悉的现实生活，这一颠覆手段就是对广告和哀乐进行反讽，但是这种反讽太依赖于观众对反讽对象的深层文化的理解，而这种理解必须在影片之外预先进行，所以在香港《大腕》的票房是失败的——香港的观众并不熟悉大陆的广告文化和哀乐。最后，颠覆失败，尤优却胜利地获得了拍片机会和露茜的爱情。因此，最后的喜剧性大大减少，被导演简单地纳入了“喜剧人物”最终获胜的公式里，缺乏上下一致的喜剧的连贯性。它的叙事结构基本上是：确立现实，颠覆现实，最终现实和颠覆者和解。
  由此可以看出，在叙事结构上贺岁片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叙事结构上的泛化，使贺岁片失去了外化形式程式化的基础。
  类型片的外化形式程式化中还有一个重要元素：人物图谱化。比如警匪片中的警察和匪徒。一般只要是以警察和匪徒为主角考展的故事我们首先会把它归类为警匪片，然后在叙事结构中逐步确认。图谱化的人物往往代表某一个类型，西部片中的牛仔，科幻片中的超人类，鬼怪片中的鬼怪和法师等等，图谱化的人物往往有较固定的人物性格。贺岁片中缺乏这样的有固定形象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有一个系列贺岁片《寅次郎的故事》其主角都是一个叫寅次郎的喜剧人物，虽然他的职业每部影片都不相同，但是他的性格却大致相似。中国大陆也有一个类似的系列喜剧电影《阿满系列喜剧》，这一系列电影从1983年开始制作，主人公年龄身份各异，但是都叫“阿满”，都具有善良、真诚、朴实的性格基调。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情境”，或者叫“场景”，场景最典型的要算西部片了。每当我们一看到苍凉的喀斯特黄土地，简陋的乡村小镇，原木做成的小酒馆，一名骑士绝尘远驰，我们就知道这是一部西部片。贺岁片很缺乏这样的场景安排，更遑论与“贺岁”二字结合起来，只是在《甲方乙方》的结尾还依稀看到春节喜庆的影子。虽然不必拘泥于形式，但是在许多香港贺岁片如《东成西就》等影片中，在日本贺岁片《寅次郎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结尾它们的形式都和春节（或者日本的盂兰盆节）结合在一起。曾有一篇评价《寅次郎的故事》的文章这样说：“《寅次郎的故事》（本文作者加）系列电影结尾表现的时间或是盂兰盆节，或是新年，这样做是为了把观众置于故事的环境中。” 这对大陆的贺岁片不能不是一种启示。
  从上面寻找内在原型和外化形式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⑴当前一些以贺岁片名义上映的影片，其内在原型并不符合“喜”所要求的超越和颠覆的本质特征，如《幸福时光》《美丽的家》；
  ⑵统而观止，中国大陆贺岁片没有程式化的外化形式，不应该是类型片，或者说是一种很不成熟的类型片。
  ⑶外化形式是一个接受的过程，创作者和观众会在一个过程中相互交流，相互确认，最终形成一个固定的有可以适当变化的形式。因此，贺岁片的形式没有最终形成并不能真正影响票房收入。影响票房收入的真正原因是一些影片没有贺岁片的内在原型，而以贺岁片的名义上映。这也就是张艺谋导演的《幸福时光》惨败的真正原因。
  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五、 揭开贺岁片之谜
 
  第三章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疑问，包括“贺岁片的名字究竟是怎样诞生的？这个名字和春节放映的所有影片有什么关系？如果贺岁片指春节放映的所有影片，为什么现在的贺岁片都偏于喜剧呢？”
  在第四章中，我们看到只打着贺岁片旗号的电影由于并不具有喜的原型，也就是这些影片名不副实的时候，陷于票房失败的境地。
  所有这些问题把我们带到了贺岁片的名与实面前。
  （一）名与实
  什么是名？什么是实？中国古代有一部思想者书《墨经》，其中有言：“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 “名”，就是名称，人类用语言文字来标识概念，就形成了名称。“实”，包括两部分，一是事物，一是从事物抽象出来的概念。
  名与实的关系如何？中国古代有一部书叫《庄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名止于实”。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名”的确立要依据“实”，“名”要和“实”相符合，也就是“名副其实”；反之，就是“名不副实”或者“名存实亡”。
  值得注意的是，名与实之间，也即名称与概念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名称只是标识概念的符号而已。比如，汉语中的“人”这个名称标识出这样一类事物：“能制造并使用工具劳动、能用语言思维和交际的高等动物。” 英语中则用“human”这个名称来标识这类事物。 但是，在一个成熟的语言系统中，名称与概念的对应关系一旦确立，它就只能是这个概念的名称了。这一点，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况曾解释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也曾指出：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能指与所指的连接构成语言符号，因而可以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这里，能指指语言的音响形象，如“人”的汉语读音“ren”，所指指能指所表达的概念，它们共同构成一块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这块硬币就是语言符号。现在看来，索绪尔的这个观点有一个矛盾：既然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任意，为什么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呢？只有可以分割，才会有能指与所指的任意联系。为此，索绪尔提出：能指对它所表示的概念是自由选择，但它和概念之间的关系一旦确立，它就和所指成为必然的，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里，能指实质上等同于名，所指大致等同于实。一旦成为约定俗成的必然之名，在语言系统中就可以指称某一实了，而且相互的关系也不能再随便更改了。
  比如刚才我们举的“人、human”的例子。当我们想到的“能制造并使用工具劳动、能用语言思维和交际的高等动物”，我们会想到在汉语言系统里该用“人”“ren”或者在英语系统里说到“human”这样的名称来表达，而决不会想到石头、草木、小狗这些名称。
  为什么名实一旦固定就不易更改？这就是实（概念）的原因。
  广义地讲，人类个体对事物属性的概括性的经验把握就形成概念 ，概念是思维的基础和形式。人类一旦形成概念，就用不同的名称来标识它，以便于进行更为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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