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尔的学生在他去世后的第三年，根据学生们的课堂笔记和索绪尔的一些手稿以及其他材料编辑整理的。1916年第一版在法国巴黎出版。 [2] 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第38页。 [3] 罗兰·巴尔特著，王东亮等译：《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 1999年6月版，第2-4页。 [4] 索绪尔用如下方式表示语言的存在公式：1+1+1+······=1（集体模型）。参见《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1页。 [5] 索绪尔用如下方式表示言语的存在公式：1+1’+1’’+’’’······ 参见《普通语言学教程》，第42页。 [6] 也有学者将这一对概念解释成组合/聚合。用轴线表示两者的关系：横向是组合，纵向是聚合。 [7] 法国符号学家。主要贡献在于文化符号学研究。将索绪尔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观点成功地运用到文化符号研究方面，并且有进一步发展。影响到后来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等。 [8] 罗兰·巴尔特著，许蔷蔷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9] 伽达默尔著：《真理与方法》，第二部分，3，b（格兰-多培尔译）1975年，第219页。转引自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编著：《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8-519页。 [10] 罗兰·巴尔特著，许蔷蔷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224页。 [11] 罗兰·巴尔特著，许蔷蔷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12] 罗兰·巴尔特著，许蔷蔷译：《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13] 曼德拉曾经被关押在南非罗本岛监狱5号牢房长达26年。牢房门外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到：曼德拉/466/64。意思是曼德拉是1964年进入罗本岛的第466号囚犯。 [14] 隐喻：是指一个词（能指）以一种破除老套、非字面意义的方式，应用到一个目标物或动作（所指）之上，它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相似（对应）关系。当我们把支撑椅子面的四根短木称为“腿”时，这个“腿”字与人腿的“腿”发生了相似性关系，即隐喻的关系。这种相似强调了二者之间作用的某种相似之处。转喻：指用某一物的某一属性或部分喻指此物的全体，转喻强调毗连性关系。例如，当我们用白宫发言人这个称谓替代美国政府发言人时，白宫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系是转喻功能——毗连性关系发生作用。参阅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429页 [15] 参阅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429页。 [16] 参阅李岩著：《大众传播的异化现象》，《新华文摘》1998年第1期，第145-148页。 [17] 隐喻是建立一类事物与另一类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方式，隐喻的框架作用是指通过取舍性的构思，编织出可以将一类事物放在其中被解读的意义网，也可以看作是构思一类事物与意义网的对应关系的过程。 [18] 邓育仁，孙式文著：《隐喻框架：台湾政治新闻里的路途隐喻》，《新闻学研究》2001年·67第87-90页。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第376页。 [20] 《人民网》2001年8月06日， 引自“央视国际”。 [21] 王巧丽著：《安徽阜阳“政绩工程”的泡沫》，《作家文摘》2003年第696 期第1版。 [22] 参阅李岩著：《从电视广告创意看大陆香港两地的文化差异》，《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23] 这则广告后来因为观众投诉其过于恐怖而被取消。 [24] 参阅李岩著：《从电视广告创意看大陆香港两地的文化差异》，《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25] 斯图亚特·霍尔著，王广州译：《编码，解码》，载于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345-358页。 [26] 在一个文化群体中，符号中能指与所指关系的“自然化”，在另一个文化群体中就不同。例如，红色在中国的民俗中与节庆与喜事联系，在西方文化中则不同。“红灯区”另有所指，它是色情业所在之处。 [27] 此处媒介话语强调具体媒介，如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事件的存在方式至少有两种：一个事件或者意义在成为媒介话语之前，是一个纯粹的现实，即以自然方式存在，没有被言说；已经被言说的存在。媒介的信息源有直接来自事件的自然状态的，也有来自言说的。言说之事成为再次被言说的资料。 [28] 斯图亚特·霍尔著，王广州译：《编码，解码》，引自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353-354页。 [29] 斯图亚特·霍尔著，王广州译：《编码，解码》，引自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355-357页。 [30] 斯图亚特·霍尔著，王广州译《编码，解码》，引自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357页。 [31] 芭蕾舞男性演员演出时总是穿着这种透明的、贴身的舞蹈服。 [32] 事件的基本元素是在言说中被确定的，语言给这些元素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声音-符号。例如：时间、地点、人物、原因、结果等。 [33] 符号的非自然性是索绪尔语言的非自然性观点的继续。在巴尔特这里强调非自然性的目的是强调语言的文化性。即语言的言说意义功能不是来自自然的赋予，而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习俗、现实需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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