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话语、协调性话语和对抗性话语。 （1）主导性话语建构了信息秩序 信息秩序包括信息、编码与解码。从表面看，解码者直接接触媒介并从中获得内涵的意义。他们遵照信息编码的规则解码，以达到“完全明晰传播”的理想状态。 事实上，任何传播首先进入主导性话语结构。职业传播者面对的各种信息已经是被社会“主导性话语结构”选中的信息，是这种话语霸权的产物。就是说这些信息先有被选中的地位，然后才被选中。传播者要将这些信息传送出去，只需要使它们符合职业对信息符号的要求，即进入“职业性话语结构”中。这种“职业性话语结构”被霍尔称作“职业符号”——职业要求、技术特性和实践标准，它相对于“主导性话语结构”有一定的独立性。 虽然，信息变成职业性符号是对原符号的转换，但是，它没有逃离“主导性话语结构”的控制，只是从职业传播的需要上对体现主导性话语霸权的信息进行的转换。这种转换只是对主导性话语结构中意义的一种再生产，并没有新的意义出现。以电视访谈节目嘉宾选择为例的分析，使我们看到职业选择的背景。所谓嘉宾一般是社会中的精英（例如，在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我们通过屏幕看到的各种军事专家。），他们的精英身份既与主导性话语结构相关，又有共同的利益。 由于“主导性话语结构”与“职业性话语结构”之间有差别，强调媒介的独立性使人们容易产生误解，甚至忽略主导性话语结构的存在。通过下图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主导性话语结构对解码者的影响以及最终对信息的影响过程： 由于编码在主导性话语结构中，新闻传播的信息环境始终是主导性话语控制的环境。编码置于解码之前的顺序也规定了解码对编码的依赖。所以任何的解码首先是在主导性话语结构中进行的，他的生产也是对这种话语的延伸。 （2）在主导性话语结构中的协调性话语 解码者既与媒介有长时期的接触，又与社会主导性话语结构发生关系，因此，他们对什么是主导性结构中的话语，什么是职业性结构中的话语是清楚的。在具有霸权性质的主导性话语结构中，“事件或含蓄或明显地与宏大的总体化、与宏大组合的世界观结合起来：他们对各种问题采取‘夸大的观点’，他们将事件与‘民族利益’或者地缘政治学相联系······”[30] 。因此，霍尔指出主导性话语结构能够保持主导位置有两个方面的支持：1）它用自己的语言界定可能产生意义的精神世界和社会文化中各种关系的完整层面；2）它带有合法的印记。它与社会的关系被看作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在协调的位置上，解码本身即有相融的意愿，又有相对抗情绪。它认可在宏大意义生成方面的合法性，又会在自己的基本规则——依据所属利益群体以及个人价值取向制定的一些规则与各种事件的主导界定一致起来。这种使主导界定在“部分——有限、群体地位”后，通过它继续维持各种话语和权力逻辑有差别、不平等的关系的现象，在宏大意义生成方面，产生血缘、地缘和文化的一致性并且相融的动力。在群体或者个人的价值取向方面，对抗情绪因为群体和个人利益的暂时或者较长期不被重视而滋生，又因为主导性话语结构的界定获得一致。 （3）主导性话语结构接纳对抗性话语 解码者总以为他们是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主导性话语，并且能够将它们放置在自己选择的参照框架内重组话语结构。例如，当他们收看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报道时，当听到美国维和部队进驻巴格达市区的消息时，会把维和部队解读成侵略。在关于提高物价是为了国家利益的说法中，他们把国家利益解读成特权阶层利益。在这个层面大众暂时获得胜利，他们把主导性话语结构提供的信息作为建构新话语结构的资料，形成对抗性话语。 霍尔肯定了大众对抗式的解码过程，他认为大众解码式的对抗力量势必要求任何的编码过程去了解对抗的意义，并在适当的地方做出一定的妥协。与第二种协调式解码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是编码者向解码者寻求共同性。但是，对抗性话语的存在并无力彻底改变主导性话语的地位，对抗性话语永远是主导性话语的“对面”，不是“第一面”。因此，即使对抗，也期待着被主导性话语的接纳。 以上三种假想的解码地位在现实情形中，并不是稳定不变的。对抗的力量和坚持的时间总会在协调中失去，协调在吸收了对抗性话语后，也会将其纳入主导性话语结构。 三、符号学VS新闻学的终结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对于我们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揭示了语言的非自然状态，即语言相对于所言之事不是一对一的透明状。语言自成体系，虽然我们总是在各种各样的言说中看到语言的存在，但是由于语言所表述的事件（或着叫做言说之事）的凸现，很难将语言看作独立的部分，甚至忽视语言的独立性。不过，语言本身没有因为我们的忽略而削弱了自己规范言说的力量。事实恰恰相反，语言不是事件贴身的、透明的服装 [31]。语言给所有被言说事件一个表达的同时，也使这些事件臣服于语言的规则之中。如果说一切意义都是某个范式策划的结果，那么，新闻事件的意义主要在于它的被说，而不是它的发生。不在于事实本身，而在于事实的意义。 因为我们所说的事件只能在语言中被阅读，即使是直接阅读事件，也有语言的先在才使事件成其为事件。[32] 从这个意义讲，事件没有语言就无法组成（事件就是语言表述结果）。语言的可操作首先使语言与事件的原本状态开来。其次，使语言有了建构一切事件的权力（不是没有事件就没有语言，而是没有语言就没有事件）。 罗兰·巴尔特的文化符号研究是对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在文化研究中的应用。巴尔特关于符号的神话性的研究，继续坚持了语言的非自然性的认识，更加深刻揭示出语言非自然性的规律。[33] 雅格布森是从诗学研究的立场出发讨论语言的意义。他认为诗学即语言学。正是在对诗何以成为诗的回答中，我们再次看到语言的独立性和可操作性。诗之所以是诗就是因为他有了关于诗的所有要素：讲究平仄、押韵、对仗等。例如，杜甫的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之所以是诗，因为它符合诗的规则要求。如果根据其意义用非诗歌的语言表达，就不是诗了。例如：看不到边的树正在往下落叶，从遥远不见尽头的地方长江水滚滚流过来。我们轻而易举地根据诗的规则说：这不是诗。这些研究更进一步证明了诗的非遮蔽性-非透明性。这些来自对诗歌语言符号的分析，为符号的非自然性存在的观点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在已有的众多关于新闻符号的研究中，符号只是被放在的意义生成的第一个层次被言说，即使在第一个层次，符号的约定俗成原则也被忽略。因此符号在使用符号者手中强调成了“透明”的载体，符号与被符号承载的意义之间完全打通了，使用者便在这里给自己一个合法性确认。同时，也排斥人们对符号与表达意义之间的遮蔽性和遮蔽的合理性的质疑。 符号学VS新闻学之后，新闻学看到自己研究的一种局限。如果新闻学将符号学的思考导入自己的研究视域，那么，新闻学的许多基本观点将被重新确认，例如本文一再提及到的新闻学为新闻确认的基本原则。如果新闻学延续自己的研究范畴，那么，符号学将从自己的批评立场出发，对新闻进行符号学的研究。这样一来，新闻学成为新闻知识学，即新闻是什么。新闻符号学将成为对新闻知识的反思与批判的研究，它提供关于新闻的另一种知识，回答新闻何以是这样的问题。 不论从符号学的哪个角度思考新闻学的问题，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都是一种神话，一种理想。符号学不会在揭示符号的神话性的同时，又去制造一个新的神话。所以，符号学是对新闻是什么的解构。  [1] 索绪尔是本世纪最出名、影响最深远的语言学家之一。《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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