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延置到相纸上，这张照片与被摄者的基本关系确立。在这个层次，能指本身的价值首先是具备足够的合理性（文字符号中树具备的“木本植物的总称”这一意义也由于集体的约定俗成而合理化。）。其次，它提供了知识、记忆，还有事实、理念、相对秩序等。[8] 而当它成为一个固定形式时，又自我掏空，变得赤贫。从另一个意义来讲，赤贫的形式具有了继续被操纵的可能，需要意指作用发生，重新填满意义。当最初的意义大举后退以后，意指的作用发生在能指与所指构成的第二个层次上，即能指E2+所指C2。 B 含蓄意指（Connotation） 罗兰·巴尔特强调符号构成的一个基本的要点：形式—能指并未完全吞食它的意义，只是使意义贫乏化。在第一个层面上建立的意义在第二个层次失去了一些价值却保持着被激活的生命元素，为接纳新的意义做准备。对形式而言，意义总是在历史的瞬间保留过，在快速的更迭中被部分移植。在含蓄意指层次上，符号意义的产生是由其所指移位的无限性所致。即符号能指与所指的第一个关系确定后，以第一层符号外延的意义为基础，并将另一层意义附加其上，构成另一个所指。这种附加从理论上讲似乎是没有限制的。 C 主体间的互动 了解主体间的互动首先需要了解“主体间性”（Intersub jectivity）的特征。如果我们承认某物的存在既非独立于人类心灵，也非取决于单个心灵或主体（纯主观的），某物的存在有赖于不同心灵的共同特征，这个共同特征就是主体间的。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隐含着不同心灵和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和传播沟通，这便是它们的“主体间性”。一个心灵不仅能够体验到其他心灵的存在，而且包含着与其他心灵沟通的意向。 巴尔特分析使用符号的双方——指码者和解码者之间的“彼此可进入性”，“心灵的共同性和共享性”可以在共同的文化背景或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得到证实。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彼此相同相息的程度大。巴尔特认为不论编码者还是解码者对符号意义的感知在本质上并不是因人而宜，他们首先是臣属于一个文化群体，共同的文化背景为他们提供了互相影响的意识。不论是制码，还是解码，都可以意识“彼此传达信息的意向”。因为，所有的感知都是针对符号而发的，符号的意义在认识到彼此传达信息的意向后，进入解读过程。解读就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心灵彼此进入，然后获得“共享世界”。 这一类的“共同性和共享性”（有人称作“意志共通感”）为同一文化群体成员所有，因为这个世界的主体间性“对于许多个体来说是共有的，因此其本身就包含着主体性”，[9] 使我们对许多符号所代表的意义产生一致的领会。这种“共同性和共享性”既是历史的积累，也是时势的产物。它在历史的进程中，或当下的社会里，成为同一文化背景中所有成员共同感受的知识与经验，这种感受是在大家共同遵守的契约中被认可的。因此，它也是符号能指与所指关系确认的前提，它允许同一群体每个成员认识的深浅差别和感知的前后。所以，相互的共同性深受文化的左右，也是文化影响群体所有成员的路径，而文化的成员属性也由此产生。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共享既是一个获得意义的过程，因为意义既不是传播者也不是接受者一方的财产，也是一个意义交换的过程。意义不是早已存在于所指之中的，意义在收听或观看的实践中出现。另外，不同文化背景成员间的符号交流也有许多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历史的，可以发生变化，有时候变化会在冲突的过程中发生，只是表面难以察觉罢了。 （2）符号的“神话”性 “神话是一种言谈”[10] ，任何一种有意义的单位，无论是话语符号还是视觉符号，都是一种言谈。言谈是一种传播，是信息传播。任何言谈都不是自在之物，只是针对自在之物的说法。将言谈解释为神话，就是强调言谈不是一件物、一个观念或者一种想法，而是一种意指作用的方式。 因此，意指作用就是神话本身。 巴尔特如此描述言谈被神话化的过程：当一个概念被赋予在一个已经存在的形式—意义上时，它并不使已有的意义消失，它的功能是扭曲、扩张原有的意义；当神话赋予在第一个层面上的时候，神话掏空了第一层面的概念，只保留形式-能指，然后将神话置入其中，便构成了表达新的意义的符号。[11] A 含蓄意指的再度植入 巴尔特认为任何一个符号的形式必须经常能够再度生根于意义之中。它必须能够藏在意义互换的现象中，继续意义与形式不间断的“捉迷藏的游戏”。在符号的神话性产生过程，其形式包含的直接意指的意义被驯服后，逐渐地退到远处，再度植入的意义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的某种认识。它一旦被植入，就具有了意义，不过这个意义不是自然形成的。 巴尔特在分析一张法国国旗下敬礼的黑人军人照片时，详细而生动地解释了意义再度植入时发生的变化[12] ： 敬礼的黑人不是法国帝国的象征，他有太多的面，他展现了丰富、经验、随兴、天真等。但同时，这个展现被驯服，置于远处，几乎变得透明了（前面所言“赤贫化”。作者注）（再度置入意义后。作者语）他变成一个全副武装的共谋者，法国的帝国气派·······当他是法国帝国的概念时，又再度与世界的整体性、法国的一般历史、他的殖民冒险史和他现有的困难相联系。 B 神话——文化意义的召回 读者在这个层面上看到的不是一位名叫查里·约翰逊的正在敬礼的黑人，而是法国的帝国性。帝国性一旦进入照片，便使照片神话化了。照片的写实性提供了法国帝国性进入的基本条件，帝国性一旦进入，写实性就会被弃绝。黑人查里·约翰逊已经符号化为一类人，同时也淡化了其直接意指的意义。这个符号与法国少数族群效忠法国的概念建立起对应关系。 另例，2003年世界爱滋病义演晚会的名字叫“466/64”，这个数字是南非前总统著名的世界人权领袖曼德拉被关在狱中牢房时的号码 [13]。这个号码在今天早已经和数字以及选取这个数字的原因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也不是数字顺序中的一个位置。“466/64”是曼德拉狱中生活的象征。曼德拉的监狱生活又是反对种族歧视的象征。反对种族歧视又是平等、和平的过程，作为过程又与这个号码沿用了26年有关。关爱爱滋病人体现的是人类世界的和平、仁爱的主题。这就是说“466/64”作为能指其所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新的所指的不断移入，使得能指中的直接意指意义淡出，越来越多的文化意指进入到“466/64”这个符号中。“466/64”也就与更多的所指建立了对应关系。 3 雅克布逊的“语义路线” 雅克布逊认为符号意义不论在哪个层面上运作，其表达意义的主要手段是隐喻和转喻 [14]。 雅克布逊认为交流主题（topic）的发展可以沿两条不同的“语义路线”进行：这就是说一个主题是通过相似性关系或者毗连性关系引导出下一个主题的。这两种关系分别在隐喻和转喻中得到最集中体现。 隐喻：是指一个词（能指）以一种破除老套、非字面意义的方式，应用到一个目标物或动作（所指）之上，它强调能指与所指的相似（对应）关系。当我们把支撑椅子面的四根短木称为“腿”时，这个“腿”字与人腿的“腿”发生了相似性关系，即隐喻的关系。这种相似强调了二者之间作用的某种相似之处。 转喻：指用某一物的某一属性或部分喻指此物的全体，转喻强调毗连性关系。例如，当我们用白宫发言人这个称谓替代美国政府发言人时，白宫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系是转喻功能——毗连性关系发生作用。[15] 当转喻的概念用在非言语的视觉符号上时，我们看到图像符号和它所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关系是自然构成的。一张玛丽莲·梦露的肖像促使我们接受，是因为二度空间的视觉表现足以代表三度空间的实体。同样，只要我们能找到一些相对应的特点，地图和比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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