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及表示中立者）的0.12倍。由于反核为民进党政策，支持民进党者预期倾向反对续建核四案。而省籍背景由于与政党取向又有显著关联性（χ2 (12)= 38.273，p < .001），闽南籍受众支持民进党的比例约三成，但已较其它个别政党多，因此，闽南籍受众较反对续建核四也符合预期。另外，受众在测量看核四新闻频率的量表上每增加一单位，其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也将乘以1.13倍。亦即，看愈多核四新闻报导者，愈易倾向支持续建核四。 至于本研究主要观察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与受众政策立场的关联性方面，结果则显示，采用核四案媒介报导主要框架者，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为不采用者的7.8倍左右。这指出，核四案媒介主要框架可成为受众进行政策评估时的依据，因使用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者，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远大于不使用者。 省籍、政党取向及媒介主要框架采用等变项均为虚拟变项，闽南籍、民进党支持者及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之编码为1。 表三中另外须注意的是，预测核四案立场的重要变项中，包括政党取向及媒介框架采用的系数均超过2。根据Menard（1995），这表示预测变项间可能有相关性。因此，预测变项间与应变项的关系值得进一步分析。由于过去实征研究曾指出，看愈多相关新闻可增加媒介预设判准效应（Pan & Kosicki, 1997），而省籍及政党取向又属于较稳定的人口背景变项，因此，较可能的因果关系是，省籍、政党取向及看核四新闻频率影响受众媒介主要框架之采用，而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则可能扮演预测变项与受众核四立场间的中介变项。这部分的检验先由分析各自变项与媒介主要框架采用的相关性着手。 交叉分析结果指出，仅政党取向（χ2 (1)= 19.73，p < .001）及看核四新闻频率（χ2 (1)= 6.90，p < .01）与采用核四案媒介主要框架有关。非民进党支持者与看较多核四案相关新闻者，较倾向采用核四案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与不采用者在其它自变项上则都无显著不同。因此，接续之分析只检验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是否分别于政党取向与核四立场间，以及看核四新闻频率与核四立场间，发挥中介效用。根据Baron与Kenny（1986），中介变项的作用旨在说明主要自变项影响应变项的机制，而一变项之具备中介效果，须透过三次回归模式分别检验是否符合下列条件：一、预测变项须对此中介变项有影响；二、预测变项须对应变项有影响；三、同时将预测变项及中介变项输入回归方程式，而此中介变项对应变项有影响；此外，第三次回归方程式中预测变项对应变项之影响须小于第二次回归方程式。 依此程序，作者进行一系列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在前述两项关系间（即政党取向与核四案立场间，以及看核四新闻频率及核四案立场间）的中介效用。表四为三项检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是否在政党取向与核四立场间产生中介效用的回归分析结果。表四的第一及第二项回归方程式指出，政党取向可预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及核四续建立场，民进党支持者较不倾向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也较不赞成续建核四。第三项预测核四续建立场的回归方程式中，欲检视之中介变项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可预测核四立场，而政党取向之回归系数虽低于第二项回归方程式中之系数，但因仍可预测核四立场，因此，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在政党取向与核四立场间的中介效果并不明显。 政党取向及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均为虚拟变项，民进党支持者及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之编码为1。 表五检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是否于看核四新闻频率与核四立场间产生中介效用。表五的第一及第二项回归方程式指出，看核四新闻频率可预测媒介主要框架采用以及核四续建立场，看较多核四相关新闻者较倾向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也较有可能赞成续建核四。而第三项预测核四续建立场的回归方程式中，欲检视之中介变项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可预测核四立场，但看核四新闻频率则无法再预测核四立场，其系数也低于第二项回归方程式中之系数。 以上结果显示，媒介主要框架采用为核四新闻收看频率与核四立场的中介变项，受众看愈多核四新闻愈易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并因此愈易赞成续建核四。陆、讨论与结论以实际案例核四争议检验Price与Tewksbury（1997）所提跨时期之构念启动与使用模式，并探讨媒介框架之长期预设判准效应为本研究之目的。针对此提出的研究问题旨在了解核四媒介框架对受众建构核四认知的影响，以及此认知层次的效应是否影响受众相关政策的评估。 本研究首先比较集体层次的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结果指出，在媒介框架方面，国内主流平面媒体报导核四案时使用的框架多元，前五大框架占总框架数62.3%，其余则分属其它15个不同框架，但个别比例都低于总框架数5%。核四案的媒介框架有反映议题特性者，也有一般性的新闻框架。比如，主要框架中的「宪政体制争议」、「倒阁／罢免法律程序」及「核四续停建损益」，较属于针对核四案而发展的特定框架，而「经济影响」及「政治力介入争议」框架则较常见于公共事务新闻报导。核四案多元的媒介框架与议题本身不同的争议焦点应有关联。由于核四案是延宕多年、牵涉层面广及经济、环保、民生且具政治意涵的能源法案，因此媒体报导时可能因议题之多面向性质而呈现不同报导内涵。从实务操作面分析，议题本身若争议焦点清楚，即便有不同路线记者报导，切入角度也可能大同小异。 但一议题若牵涉不同层面且争议点多，而媒体又投入相当关注时，即可能有不同路线记者从不同角度报导，因而为其创造出多元框架的新闻环境，核四案即属此类。过去有关核四的框架研究也指出，路线本身可能是影响新闻内容的一项重要结构因素。比如，主跑台电路线的记者与主跑环保路线的记者，即因观点不同而对核能议题有不同诠释（臧国仁等，1997）。 因此，媒体对核四案所建构的多元新闻环境，与议题本身多元的争议性，及因而涉及的媒介组织路线分配之结构性因素应有关。另外，研究结果也发现，主流平面媒体报导核四的框架较偏向宏观层次问题，比如「宪政体制」与「政治力介入」争议，及「罢免／倒阁法律程序」问题，三者占总框架数近五成（47.6%）。这些框架虽各具不同内涵，但多少都涉及各政党间不同政治立场的冲突。换言之，这些框架可谓共同隐含另一常见于公共事务新闻的框架──冲突性框架。这似乎指出，主流平面媒体新闻工作者仍无法跳脱传统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倾向认为冲突性强的事件较能吸引阅听大众、较值得报导。只是，媒体大量从政治角度看核四问题，相对挤压其它面向的讨论空间。比如，核四案专业性的考虑与对民生的影响等层面，在公共领域的讨论中即较不凸显，有关核能安全及电力需求的框架均低于5%。 在受众框架方面，一般大众在建构对核四案的认知时，倾向从较微观的层面考虑，包括「核能安全问题」、「经济影响」、「国内电力需求」、「核废料处理」及「替代方案」等，均为民众可连系至一般民生及生命安全的课题。但占总框架数5%以上者，仍有部分与媒介主要框架重迭，如「经济影响」及「核四续停建损益」。 可能因两者皆与经济层面的影响有关，对国家及产业的宏观层面或对个人生活的微观层面均可产生连带效应，所以同为媒体及受众重视。至于其它受众较强调的框架，则为媒体边缘化。这指出，核能虽是一专业议题，但当受众找出该议题在日常生活中的连结面向时，也能以不同于主流媒体呈现的图像特点，发展对该议题的认知。类似结果也见于Gamson（1992）的研究。Gamson观察焦点团体讨论不同公共议题时发现，议题本身的接近性（issue proximity）会影响框架作用。 对与自身较相关的议题，一般人倾向结合个人经验、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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