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未久即进行，因此符合此一实时性条件。另一要件为媒介框架的强度，可透过媒介框架跨时期的出现频率及持续状况评估。若特定框架经媒体长时间重复使用，应能产生一定强度。为检验核四媒介主要框架是否具一致性，作者将核四案发展分为五个时期，每一期依一重要事件区分，分别为「唐飞请辞」、「宣布停建进行倡导」、「大法官释宪」、「立法院通过续建」以及「宣布复工」。此划分依据为各事件间隔均至少在两个星期或以上，适合观察媒介框架于各时期的分布及跨时期的变化趋势。 作者以单一样本比例检定（one-sample test for proportions）（Loether & McTavish, 1993）检测五个媒介主要框架在各时期是否占重要比例。先假设超过核四案所有相关媒体报导50%即为占重要比例，再检测五个主要框架在一个别时期的比例是否显著大于50%。若然，则可说媒介主要框架在该时期占显著重要比例。而此情况如持续在各时期发生，则媒介主要框架可谓具有一定强度。表二为核四案发展各时期三报媒介框架的分布状态。第一期自2000年9月15日起至2000年10月4日止，媒介框架以「政治力介入」（22.1%）最显著，「政院决策模式」（12.7%）及「经济影响」（12.4%）居次。「宪政体制争议」（8.3%）则因声请释宪声音尚未浮出台面而未成为主要讨论焦点，反之，「替代方案」（11.5%）的讨论还占媒体较多比例。 此时期由于民进党已透过成立再评估委员会为废核四铺路，媒体所谓政坛「核爆」已揭开序幕，在野党也将批评火力集中在执政党以政治力干涉公共政策，因此媒体报导聚焦在政党间对此论点的辩驳。另外，有别于后来各期的是，再评估委员会关注的「替代方案」及讨论行政院决策方式的「政院决策模式」也是此时期的前五大框架。第一期五个媒介主要框架「宪政体制争议」（8.3%）、「政治力介入」（22.1%）、「经济影响」（12.4%）、「倒阁／罢免法律程序问题」（.2%）及「核四续停建损益」（5.1%）占此期框架总数566之比例为48.1%。单一样本比例检定显示并未显著大于50%（z = -.09，p > .05）。 因此，第一期媒介主要框架并未占重要比例。自第二期起，媒介框架的分布即较集中在最后加总呈现的前五个主要框架。第二期自2000年10月5日起至2000年11月1日止，重要事件包括行政院于10月27日扁连会后宣布停建核四，行政院并积极于媒体进行反核倡导，保证七年内不缺电，但在野党已开始运作罢免总统程序。此时期媒介前五个框架与最后统计的框架相同，「宪政体制争议」（20.4%）已凸显为最主要框架，其次为「政治力介入」（14.7%）。较第一期明显不同的是，「政院决策模式」与「替代方案」的讨论已随再评估委员会阶段性任务结束及唐飞请辞而渐为媒体忽视。代之而起的是宣布停建后引发的「倒阁／罢免法律程序」（12.6%，占第三顺位）框架，及讨论「经济影响」（9.2%）与「核四续停建损益」（7.2%）的框架。第二期媒介主要框架占此时期框架总数64.1%。 单一样本比例检定指出显著大于50%（z = 9.59，p < .05），第二期媒介主要框架已占重要比例。第三期自2000年11月2日起至2001年1月16日止，这段期间行政院于11月10日针对核四停建声请释宪，大法官会议五二○号释宪文于2001年1月15日出炉，行政院则发表「尊重宪政体制」声明。此时期媒体在政院声请释宪后对宪政体制的报导大幅增加，「宪政体制争议」框架增至35.4%。此外，「政治责任」框架也较前期增加，成为此时期第四大框架（占7.6%）。由于陈水扁总统向连战及全民道歉，释宪文中又指出行政院的程序瑕疵，使探讨决策者政治责任的报导增加。第三期的媒介主要框架占此时期框架总数72.8%，单一样本比例检定显示显著大于50%（z = 15.51，p < .05），第三期媒介主要框架也占重要比例。第四期自2001年1月17日起至2001年1月31日止，重要事件为立法院于1月31日通过续建核四决议，但行政院不接受。此时罢免危机已解除，朝野聚焦在释宪后行政立法两院的互动，「宪政体制争议」框架仍占媒体报导篇幅最大比例（40.1%），「核四续停建损益」（8.2%）则取代前一期的「倒阁／罢免法律程序」成为此时期第四大框架。第四期的媒介主要框架占此时期框架总数71.4%，单一样本比例检定结果指出显著大于50%（z = 14.56，p < .05）。因此，第四期媒介主要框架仍占重要比例。 最后一期自2001年2月1日起至2001年2月25日止，期间行政及立法两院几经协商，两院院长终于签署协议，行政院于2月14日宣布核四复工，反核团体则于2月24日举行废核大游行。此时期媒介框架与前期相较，较明显的变化是「公投立法」成为第三大框架，另外「政治力介入争议」也增加，「政院决策模式」则再度浮现。公投立法于之前各时期均占极少比例，但此时期因反核团体再度提出此一诉求，并发动游行，因此形成媒体报导焦点；后两个框架的增加则反映媒体讨论朝野进行府院协调及公共政策决策程序之幅度增加。第五期的媒介主要框架占此时期框架总数56.2%，单一样本比例检定指出显著大于50%（z = 3.67，p < .05），第五期媒介主要框架也占重要比例。 上述分析显示，核四案媒介框架出现的频率主要依该案重要事件的转折而变化。但整体而言，核四案发展各时期媒介框架的变化并不大。在三报集结后观察的五个主要框架，于各时期的分布，除第一期占该期框架总数比例较低外，其它各期所占比例，经统计检测都显著大于原先假设之重要比例起点50%。这些主要框架跨时期持续在媒体以显著比例出现，已具有一定强度，符合发挥长期预示作用的要件。对部分受众而言，则可形成重复预示（repetition priming），继而成为习惯近用的认知框架；当他们进行核四政策相关评估时，也较可能产生长期影响。 四、预测受众核四立场之变项为检测媒介主要框架对近半数采用者是否具有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最后一部分的分析着重在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否对受众政策立场的影响。首先分析赞成及反对续建核四案的受访者在各个受众变项上的异同，以推估包括媒介主要框架采用在内，可能预测受众核四立场的因素。这次调查有447位民众对核四表达立场，其中，268位赞成续建，179位反对，呈六四比。 检验的受众变项除是否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外，还包括性别、年龄、省籍、教育程度、收入、社会意识型态、政党取向、核四议题关切度、媒体使用型态，及讨论核四议题频率等变项。在进行交叉分析前，上述变项中，属连续变项者皆以平均值区分成高低二组，属名目变项者，则依属性分组。受众当中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者有227位，占总数47.4%，未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者有252位，占52.6%。结果显示，与核四立场有显著相关的受众变项包括省籍（χ2 (1)= 9.36，p < .01）、政党取向（χ2 (1)= 81.55，p < .001）、看核四新闻频率（χ2 (1)= 5.83，p < .05）、讨论核四案频率（χ2 (1)= 3.14，p < .05）及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χ2 (1)= 77.39，p < .001）。各次级团体中，非闽南籍、非民进党支持者、看较多核四案新闻、较常与人讨论核四案，以及采用媒体核四报导主要框架者，均较倾向赞成续建核四。 当使用此五个变项在logistic回归模式中预测受众核四政策立场时（见表三），省籍（B = -.706, p < .05）、政党取向（B = -2.111, p < .001）、看核四新闻频率（B = .124, p < .05）及媒介主要框架采用（B = 2.055, p < .001）均可显著预测受众是否赞成续建核四。表三显示，闽南籍受众倾向不赞成续建核四，闽南籍受众赞成核四的机率，是其它族群背景者（包括大陆各省、客家及原住民）的0.49倍。 民进党支持者也较不倾向支持续建核四，民进党支持者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只有非民进党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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