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言，框架亦指受众对核四案表示看法时所持之中心观点或角度。因此，框架之辨识同时使用文本之显性内容（即编码计划中所定义各框架应具之内涵）及隐性内容（指判断是否为贯穿一项次事件之中心观点或角度）。 编码计划总计建立29个框架，其中，12个为各次事件之共同框架；另外，针对每一次事件亦建立个别框架。共同框架是指各次事件的报导或受众看法中均可能出现的框架，计有「国内电力需求」（指核四续建或停建后，国内电力的供应情况）、「核废料处理」（指核废料处理及后续影响问题）、「核能安全问题」（指核废料之外的核能安全问题）、「核四续停建损益」（指核四续建或停建的金额损益评估）、「政治力介入争议」（讨论核四案是否有政治力介入）、「经济影响」（指核四政策的变化对经济层面的影响）、「替代方案」（讨论核四若不建的替代能源内容及相关建设）、「宪政体制争议」（讨论停建或续建核四的法律根据问题）、「政治责任」（指政府或决策者处理核四案或整体之政治责任问题）、「信息不足」（讨论核四政策信息不足的问题）、「民意考虑」（讨论核四案的民意基础）及「世界能源政策」（指援引世界各国趋势讨论核四案）。 进行编码时，先针对每一则报导分析所涉及的次事件，基本上以段为单位先辨识所属类目，再就整则新闻综合考虑其主要次事件，最多登录两项。之后再就每一次事件所包含之文本分析其框架，最多登录两个主要框架。一则新闻若有一个以上的框架，则依各框架涵盖文本的多寡排列框架顺序。最后，再就整则新闻判断其核四立场是赞成、中立或反对。受众看法的分析亦依此原则，即先分析每位受众看法中所指涉的次事件，最多登录两项，再就受众对次事件所持的中心观点或角度分析其框架，一项次事件最多登录两个框架。媒体报导及受众开放式问答内容均由两位编码员分别进行编码，之后并以系统抽样抽取各约10%的样本，以Scott（1955）π值公式计算编码员间信度。由于有两个以上框架的媒体报导仅占3.4%，遂选取各则报导前两个主要框架及所呈现之核四案立场三个变项计算π值（分别为 .81, .69及 .76），平均后得出媒体内容的编码员间信度为 .75。受众看法部分因持四个框架者不到1%，遂选取前三个主要框架计算π值（分别为 .80, .57及 .60），平均后得出受众框架的编码员间信度为 .66。内容分析后的分析重点包括三报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比较、媒介框架各时期的变化，以及媒介框架的采用与受众核四立场的关联性。 伍、研究结果一、媒介框架分析三报核四案媒体报导2,422则中，针对八项次事件计报导2,592次，使用框架数达3,733。以三报内容整体来看，表一显示，媒体在报导核四案时使用的框架多元，许多框架使用比例接近，但仍可看出各框架间轻重之别。若以5%为切分点，使用次数占总框架数5%以上者包括「宪政体制争议」（24.9%）、「政治力介入争议」（15.6%）、「经济影响」（8.6%）、「倒阁／罢免法律程序问题」（7.1%）以及「核四续停建损益」（6.2%）。由于在2,422则报导中，有将近八成（79%）至少使用上述框架其中之一，因此本研究将此前五个媒体使用比例较高的框架，称为「媒介主要框架」。 三报个别视之，表一显示，不论中时、联合或自由，前五个最常使用的框架类别与三报加总后结果相同，其比例排序也大致雷同，各主要框架在三报的使用比例很接近。这说明主流平面媒体在核四案的报导角度接近，均侧重从「宪政体制争议」、「政治力介入争议」及「经济影响」等宏观层面报导核四案。这也指出，受众即使阅读的主流报纸不同，所接触之主流平面媒体替核四案所形塑的信息环境，将因三报呈现之观点相近而颇为雷同。 因此，后续分析将不个别比较三报的媒介框架与其读者的议题认知，而是在集体层次上（aggregate level）比较媒介框架与受众框架的异同。由于本文稍后将检验受众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否与其政策立场的关联，在此亦针对核四报导中是否使用媒介主要框架，与报导中呈现之核四立场的关联性进行卡方检定。交叉分析结果指出，核四报导中是否使用媒介主要框架与该则报导呈现的核四立场有显著关联（χ2 (2)= 96.73，p < .001）。 在核四案1,913则（近八成）至少使用一媒介主要框架的报导中，有近半数（49.3%）赞成续建核四，持中立及反对者都在三成以下（分占23.2%及27.4%）。相对的，未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的其它报导，则以反对续建核四居多（占50.6%），赞成与中立者较少（分占31.4%及18.4%）。这指出，受众是否以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案，对其核四政策的立场可能有影响。进一步分析于第四小节讨论。 二、受众框架分析及与媒介框架之比较在受众框架方面，479位受访者所论及的次事件计484次，使用的框架数为700。受众共使用14个不同框架评论核四案。表一最右栏显示，受众看核四案的观点亦呈多元状态，最常使用的框架（占总框架数20%以上者）为「核能安全问题」（25.1%）及「经济影响」（20.1%），其它框架的使用比例较接近。总计占总框架数5%以上者包括「核能安全问题」（25.1%）、「经济影响」（20.1%）、「国内电力需求」（10.1%）、「核废料处理」（10.0%）、「替代方案」（8.1%）及「核四续停建损益」（7.4%）。 与媒介框架相较，受众同样使用多种不同框架看核四案问题，部分框架类型也与媒介框架相同。两者在5%以上的框架中相同者有「经济影响」及「核四续停建损益」。不过，受众较常使用的框架还包括「核能安全问题」、「国内电力需求」及「核废料处理」，这三个框架则非媒体所使用之主要框架。有别于媒体对核四案在宪政体制、政党冲突及倒阁、罢免法律程序等层面的关注，受众似较倾向从政策变更在微观生活层面可能造成的影响来评论核四。他们较关注核四对生命安全与日常电力供应的影响，以及核废料的处理问题。这指出，受众对于媒介主要框架的刺激，有自我选择现象。不过，由于受众框架中占第二高比例的「经济影响」亦为媒介主要框架之一，且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的受众仍有近五成（47.4%）；因此，虽然受众对核四的认知图像未被全然局限在媒介所建构的核四「真实」里，但仍有近半数受众可能因媒介主要框架的刺激启动内在相关构念，并据此认知核四。 以核四案而言，媒体报导的重要特性对受众能否产生近用性的机率约一半，近半数民众认为这些主要框架部分与其内在构念相应，可应用于建构核四的认知；但对另外半数民众而言，则缺乏此应用性，也因而无对应之构念被启动。至于媒介主要框架对此近半数采用者是否具有长时性作用，发挥影响其评估核四政策依据的长期预设判准效应，作者将从媒介框架跨时期的变化，及受众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对其政策立场的影响进行分析。 三、核四案发展各时期之媒介框架如前所述，依据Price与Tewksbury（1997）的理论模式，一构念被启用与此构念对受众而言是否具近用性及应用性有关，而构念的「近用性」指的是外界刺激的预设判准效应，「应用性」则为框架作用。以核四案为例，媒介主要框架可视为外界刺激重要特性，由于近半数受众对核四的认知图像与媒介主要框架有雷同处，显出媒介主要框架与这近五成受众知识仓储的构念相应，进而使相关构念在受众建构核四认知时被启用。因此，对这部分受众而言，媒介主要框架实已发挥框架与预设判准效果。但这些效果是否为长期性的显现，须先考虑外界刺激，即媒介主要框架是否具备实时性及强度两项要件。媒介框架欲发挥长期预设判准效应，要件之一为实时性，此须注意媒介框架呈现时点与受众评估事件时点应避免过长以免消减观察效应。 因本研究之受众调查是在核四争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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