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评估方面的可能效应。 贰、媒介预设判准与框架概念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与框架作用为本研究的主要概念，以下重点说明过去相关研究，并指出本研究可衔接及厘清之处。 一、媒介预设判准效应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为Iyengar等人（Iyengar & Kinder, 1987; Iyengar et al., 1984）研究媒介议题设定功能时的发现。此一源自心理学的概念，建基在人们对复杂现象有限的认知能力及进行判断时常运用直觉的假设，而直觉仰赖的要素之一，即为当时最可得或近用的信息。当Iyengar等将此概念运用于政治判断时，媒体被视为主要近用信息的提供者。媒介之预设判准效应即指，媒体对不同议题的关注程度，可影响受众进行政治评估时的依据。 也就是说，当媒体愈注意一议题而忽略其它议题时，受众愈有可能将对该议题的认知纳为评估政府、总统、政策或候选人时的考虑。以Iyengar与Kinder（1987）的系列实验为例，他们让实验组观看强调一特定议题（比如国防议题）的新闻报导，而控制组则观看内容与国防完全无关的报导，之后并请两组观众分别就总统在国防等议题及整体施政的表现进行评估。 结果发现，实验组观众在总统整体表现的评估上，国防议题的评估所占比重较控制组高出两倍以上。这指出，观众由媒体接收国防议题相关报导后，确实较容易以总统在该议题的处理方式作为评估其整体表现时的依据。除实验室的证明外，以社会调查法进行的相关研究也陆续提供实征支持。比如，Krosnick与Brannon（1993）、Iyengar与Simon（1993）分析美国全国性选举研究资料，也都发现新闻媒体报导的议题可影响受众对当时总统的支持度。 有关预设判准效应在政治范畴的作用，过去研究主要以政治人物表现，特别是总统表现作为政治评估的对象。不过，Iyengar与Kinder（1987）指出，预设判准效应不仅见于受众对政治人物的评估，也可发生在对政府或其它政策的评估。Price与Tewksbury（1997）也认为，预设判准效应涉及的是信息的近用，但并不限于某一特定信息，因此，讯息近用性产生的效应也可发生在其它政治议题的评估过程，只是这方面研究过去较少见。 另外，过去研究大多藉由比较不同类型议题在媒体的报导量，或是由媒体是否改变所关注议题，来观察受众是否因此增加或改变评估政治人物时的议题比重。但是，却无针对单一议题呈现的方式进行分析，以了解是否强调某一框架的报导，也能影响受众评估相关政策时的依据，进而形成另一层次的预设判准效应。本研究希望弥补此一环节。同时，由于过去研究也指出，媒体报导不同议题时所隐含对政治人物的正负向评估，也可能连带影响依不同议题考虑政治人物表现时，受众最后的评估方向（Pan & Kosicki, 1997）。 因此，本研究也推论，媒体针对一议题强调的不同框架，也可能隐含对议题相关政策发展方向的评估，进而在受众依媒体提供之框架进行政策评估时，影响其立场。 二、框架概念与作用框架研究可溯自心理学及社会学，前者如Minsky（1975）、Kahneman与Tversky（1984）等认知心理学者，视框架为记忆中之认知结构（或称基模，schema），为人们据以了解外界事物的心智代表，若经启用可影响其后续诠释或判断。后者如Goffman（1974），则主要从互动层面强调框架协助人们分类、组织及解释外界信息的功能。不同领域对框架概念定义不尽相同，以传播领域而言，由于传播除牵涉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也包含主体对此过程的讯息解读与处理，因此，可将框架定义为「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臧国仁，1999: 32）。 框架过程牵涉信息的选择、强调（Entman, 1993）或重组（臧国仁，1999），而经选取排列的素材则可建构问题的焦点、原因、评价和解决方式（Entman, 1993）。但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信息被排除或忽略，不在框架涵盖范畴内，所以框架不免有其局限性，此即Chung与Tsang（1993）所指，框架所隐含的反面意涵。 在媒介研究中，框架指的是解释事件的核心想法或角度（Gamson & Modigliani, 1989）。它既是记者报导事件时运用的策略，能协助其迅速组织或包装信息使大众了解（Gitlin, 1980; Tuchman, 1978），也是阅听大众赖以建构事物真实的工具（Gitlin, 1980）。框架被视为是分析媒介文本对受众建构真实时可能影响的利器（Gitlin, 1980; Tuchman, 1978）；研究者也大多同意媒介框架可一定程度地框限受众对外界事物的认知（Entman, 1993; Pan & Kosicki, 1993）。 不过，受众并非全然接收媒介提供的框架，Neuman等（1992）即指出，受众也能主动检选、分类及组织外界信息，并建构具个人意义的议题内涵。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框架研究应注意受众主动诠释文本的过程（Pan & Kosicki, 1993; Gamson, 2001）。 有关媒介框架研究已累积可观文献，大致可分四类型： 一是框架内涵及理论的探讨（例如：Chung & Tsang, 1993; Entman, 1993; Pan & Kosicki, 1993; Scheufele, 1999）； 二是媒介框架来源的研究（例如：臧国仁，1999；Zoch & Turk, 1999）； 三是媒体报导内容的框架分析（例如：Entman & Rojecki, 1993; Semetko & Valkenburg, 2000）； 四是媒介框架对受众认知的影响（例如：Neuman et al., 1992; Iyengar, 1991; Price et al., 1997）等。近年来各类型研究均有增加，而第四类型因试图厘清媒介与受众在议题真实建构的关联性及相关效应，为近期许多研究者着力的方向。 本研究属上述第四类型，但因实际分析媒体新闻框架，也涵盖第三类型内涵。以下摘要此二类型研究相关发现。 有关媒介框架之性质，可概分为二类，一为特定议题（issue-specific）框架，指针对一个别新闻议题所辨识出的框架，分类一般较细致；另一为一般性（generic）框架，指可应用于不同议题甚至社会文化情境的框架（de Vreese et al., 2001）。前者如Huang（1996）分析1991年美国大法官提名争议报导时，所发现的各类媒介框架，包括可信度、政治角力、表演性、性骚扰及公正性等，而这些框架在事件发展各时期的比重不尽相同。后者如强调个别案例境况之片段式（episodic）框架与提供议题社会情境的主题式（thematic）框架（Iyengar, 1991）。 此外，许多研究也指出，强调对立的冲突性框架及强调经济影响的框架也常见于公共事务新闻报导中（Gamson, 1992; Neuman et al., 1992; de Vreese et al., 2001）。有关媒介框架对受众认知的影响，过去研究指出，不同性质的新闻框架可影响受众对社会问题的责任归因（Iyengar, 1991）、对议题的思考焦点（Price et al., 1997）及对示威团体的容忍度（Nelson et al., 1997）等。不过，直接分析媒介框架对政策立场影响的研究则较少见。Iyengar（1991）的系列实验虽指出，看片段式框架的新闻，使受众较易将问题责任归因于个人，看主题式框架则易归诸于社会因素，而不同的责任归因则可影响受众相关政策的立场（比如，贫穷现象若以主题式框架报导，受众倾向认为贫穷乃社会整体所致，而持此看法者较支持社会福利方案）。但因他所观察的是责任归因对政策立场的影响，所以我们无法自其研究了解受众框架（即受众对议题的诠释）在媒介框架与受众政策立场或其它政治判断间可能扮演的中介角色。 Iyengar与Simon（1993）另外检视波湾战事美国电视新闻报导的研究也有同样缺失。他们认为，片段式框架报导导致的个人归因，易使受众认同用惩罚方式解决问题，而电视新闻又多以片段式框架报导波湾战争，因此，看愈多电视新闻的阅听众也愈倾向支持以武力解决波湾危机。不过，因为这项研究所分析的全国选举调查资料，是以收看电视新闻多寡作为受众接收片段式框架之指标，所以，事实上，这项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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