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及媒介论述来诠释议题，但对较无切身关系的议题，人们通常较依赖媒体提供的论述。以美国的核能议题而言，乍看虽与大众有段距离，但核能政策的任何异动却能影响人们日常生活，人们观察此连系性后即能结合个人经验诠释该议题。本研究中之核四案虽同属国家理应订定的能源政策，但同时也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法案，加上国外核能事故的印象，民众很快能将核四与自身生活联结，因此在考虑核四案时，也就能从与切身生命安全、安定相关的角度考虑。不过，核四案的媒介框架对受众核四案的认知是否即无影响？并不尽然。除前述受众框架中，占总框架数5%以上者，仍有「经济影响」（20.1%）及「核四续停建损益」（7.4%）与媒介主要框架相同外，采用任何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的受众仍有近五成（47.4%）。 这指出，对此近半数的受众而言，媒介主要框架中有与其记忆网络既存构念相应者，这些构念被启动后为受众应用于建构对核四议题的认知。然而，媒介主要框架对另外半数受众则无此相应性，因此，他们以有别于媒介主要框架的方式认知核四。这说明媒介主要框架对受众议题认知的影响有其个殊性，一如Price与Tewksbury（1997）所言，外在讯息的所有重要特性并非皆为每一位受众所注意而使用，因为讯息的处理过程牵涉受众不同的自我选择，而受众不同的选择，则可能与其本身不同之特质相关。交叉分析即指出，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不采用者，在政党取向及看核四新闻频率方面，确有显著不同。非民进党支持者与看较多核四案相关新闻者较倾向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建构对核四的认知。也由于受众因本身特质而产生对外在刺激的自我选择性，因此在观察媒介框架是否具有另一层次之预设判准效应时，有必要将受众区分为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不采用两组，并以此为变项，观察其是否可预测受众的核四政策立场。 在检测媒介框架之长期预设判准效应前，本研究先就其要件，亦即核四案媒介框架是否具有跨时期的一致性分析。结果指出，核四案结束后所得集体层次之媒介主要框架（即前五大框架），虽随该案重要事件的发展，于各时期中的分布略有不同；但综合观之，除第一期外，其后各期之比例均显著大于50%。此五大框架在第二至第五期间均占重要比例，因而具有跨时期之一致性。另外，因受众调查在核四案告一段落即执行，受众评估核四的时点与媒介主要框架出现时点在时间上接近，故本研究中作为预示刺激物的媒介主要框架实具备一定强度与实时性，符合发挥长期预设判准效应的条件。本研究最后分析受众采用媒介主要框架与其核四立场的关联性，以检测媒介框架的长期预设判准效应。 作者依据Price与Tewksbury（1997）理论所修订的模式推论，当受众知识仓储中对一议题之认知框架因媒介主要框架长期刺激而发展出习惯近用性时，若这些框架又与进行的评估有关，一旦受众进行该评估时，这些框架即可被启动而使用于评估过程。本研究中受众对核四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即可说是受众判断其具应用性后，知识仓储中相关框架被启动的显现。这一部分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亦指出，除省籍、政党取向及看核四新闻的频率外，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显著地影响受众核四政策立场。采用核四案媒介报导主要框架的受众，赞成续建核四的机率明显大于不采用者。亦即，核四案中，当足可发挥长期预示作用的媒介主要框架进一步被受众应用于相关评估（在此为核四应否续建的政策）时，媒介主要框架也就产生了长期预设判准效应。本研究进一步检测采用媒介主要框架是否为受众其它特性及其核四立场的中介变项。表四及表五指出，媒介框架的采用对看核四新闻与核四立场间的因果关系具中介效果；但对政党取向及核四立场间则不具中介效果。 这指出，受众看核四相关新闻可透过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间接影响其赞成续建核四，但受众的政党取向对其核四立场的影响毋须透过媒介主要框架的采用，受众的政党取向可直接影响其是否赞成续建核四。至于何以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者倾向赞成续建核四，与框架所隐含的方向指涉有关。以核四案而言，三大报长期呈现的主要框架以从政治面考虑者居多，包括宪政体制、政治力介入争议及罢免法律程序等政治性框架，都较易指向反对停建方向。其它两个经济性框架，包括经济影响及核四续停建损益，也易有相同指向。稍早分析也发现，媒介框架与媒体报导呈现的立场有显著关联，核四报导中是否使用主要框架与报导呈现的核四立场有关（χ2 (2)= 96.73，p < .001），采用主要框架报导者较倾向赞成核四。 这说明主流平面媒体替核四案所建构的「真实」，较强调停建核四对政经方面的负面影响。在此新闻环境下，虽有受众仍能以民生相关框架考虑核四，但以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案的受众即容易倾向反对停建核四。相较于国外许多研究发现，主流媒体经常是正当化政府立场的重要机构（Herman & Chomsky, 1988; Iyengar & Simon, 1993; Reese & Buckalew, 1995），以国内核四案观之，主流平面媒体则是替民进党政府停建核四政策「去正当化」（delegitimizing）的重要机构。 综合上述，本文理论价值可分三点： 一、延展媒介预设判准效应的适用范畴。过去相关研究多以政治人物的表现为检测媒介议题影响受众评估依据的对象，本研究发现，媒介预设判准效应亦可应用于受众对公共政策的评估。此外，过去相关研究多以比较不同议题之评估与政治人物整体表现的相关性，检测是否经媒体大量报导的议题所占之评估比重较高。本研究指出，媒体针对一议题不同的框架方式，也能影响受众相关评估的依据；媒介使用比例较高的框架，为受众采用后，对受众相关评估也能产生预设判准效应。 二、说明媒介框架对个人层次的影响机制。过去框架研究较少分析媒介框架以何机制影响受众的政策立场，及受众认知框架在此过程的角色。本研究一则呼应过去相关推论，认为框架因牵涉如何呈现议题之过程而隐含方向，可影响受众立场（Dawes, 1998; Pan & Kosicki, 2001）。再则指出，针对一公共议题，阅听人是否采用媒介主要框架在相关新闻收看频率与个人政策立场间具有中介作用。以核四案为例，政党取向虽可直接影响受众的核四立场，但他们若看愈多核四新闻，将愈易采用媒介主要框架认知核四，并因此愈倾向赞成续建核四。因此，本研究基本上支持传统的媒体使用愈多效果愈大模式（increased-exposure-and-increased-effect model），只是此效果是透过影响受众对议题的认知，再进一步显现于受众政策立场的选择。 三、协助整合媒介效果研究。Price与Tewksbury（1997）构念启动与使用过程模式有助于统合媒介效果研究中，包括议题设定、预设判准效应、框架作用甚至涵化等重要概念，但应用该模式的实征研究仍有限。本研究以实例寻求与此模式对应的概念，并提供其实征基础，应有助于了解此重要模式的运作过程。另外，本研究也提出，原模式代表应用性的框架作用，与代表近用性的预设判准效应，在长期作用后，媒介主要框架也能产生长期预设判准效应。 据此，本研究补充原模式中框架的角色，整合其与预设判准效应的关联，说明框架在应用性外，也可具备近用性作用。就现实层面的意涵而言，本研究结果指出，媒体是影响民意的重要机构，媒体框架一议题的型式，经长期积累，可影响民众对该议题的认知，并进而影响其政策立场。而政府的政策若无民意奥援，则易因欠缺正当性而难以推动。以核四案而言，民进党政府的反核四政策，不仅为在野党杯葛，也因媒体的报导而无法获得多数民意支持。 本研究结果即显示，以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者，支持续建之比例（81.5%）远大于反对者（18.5%），未以媒介主要框架看核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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