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眼睛听了。那一座星的山并不是沉默的，在那里正奏着出色的交响乐。”［2］118在这些并无明确意识形态意味的景致描写中，城市呈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文明的现状。《省港小火轮》则在沟通粤港两地的渡轮船舱中，描绘出一幅中国平民社会的画卷：“在一个小火轮的‘尾楼’里，我看见了中国社会的轮廓。”［2］122但这一画卷提供的是毫无组织的、分散的民众群像。在对广州城市空间的描绘方面，巴金在写于1939年的《重排题记》中以回忆的角度展开对旧作的评价，依然透露出浓厚的家国意识：“去年我两度去广州，重温旧梦，在那里过了一些令人兴奋的日子。今天，在那个可爱的城市沦陷以后，重读几年前初到广州时的旧作，回忆当时的情景，不禁感到深深的惆怅。”［2］103《长堤之夜》沿着旅行者的移动轨迹，在描述广州城市的街道、电影院和重要的地理标志海珠桥的同时，勾勒了居住在小艇上的娼妓和桥边的商贩，他们的形象构成了广州城市的底层社会风貌。当巴金写到“我明明是在珠江岸上。这里并没有顿河的夜景”［2］170时，作者又借眼前的中国城市景象对十月革命之后的苏俄社会表达了羡慕和景仰之意。在两座城市的比较当中，城市的风景参与了文化和意识形态意味的生成。

    《旅途随笔》还在城市书写中揭示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颓败。《薛觉先》一篇以广州粤剧表演者薛觉先的戏剧表演传达民众教育和启蒙的必要。在作者笔下，薛觉先在《华丽缘》一出戏剧的表演充满了古人与今人的对话，以现代戏剧的形式探索将身着旗袍的现代女性与正襟危坐的古代官员并置于一台，但并没有提供新的时代精神或社会变革的动力。“我们如果承认戏剧是民众教育之一种的话，那么我们就看见中国民众所常常得到的精神的养料是什么样的东西了。这些东西抓住他们，使他们一天天往后面走，不让他们前进一步。然而那些靠‘文化’吃饭的高等绅士们除了提倡国剧外，还送了扮女人的戏子出洋，在外国骗了招牌回来欺骗民众。他们说是拿这种‘文化’在精神上征服了外国。”［2］173在此，演员的舞台表演和观众的观看提供了一个视听感知的过程，也使剧场成为社会意识形态扩展和国民教育的空间，演员、布景和角色也因此具有了文化隐喻的潜能。在对旧的中国戏剧题材表示不满的方面，巴金在强调戏剧的社会教育意义的同时，将传统戏剧作为表达旧时代和旧体制的合法性的形式进行批判，同时期待戏剧改革成为中国社会体制革新的先导和启蒙民智的手段。“后来我又和那朋友谈起薛觉先，他说薛觉先在十四五岁就加入了社会运动。他抱了改良戏剧的决心去演戏，结果却是戏剧改良了他。”［2］175在此，戏剧艺术的颓败成为了文化与思想颓败的表征，也隐约提示了戏剧改良者和社会改良者的失败。除此之外，《旅途随笔》中的《赌》一文还比较了蒙特卡洛、香港、澳门、广州和上海的赌场状况，将赌博业发达的城市描绘成充满盘剥和等级差别的地方；《扶梯边的喜剧》则以途径厦门时见到船上小偷扒窃的经历映照出社会道德的沦丧和困境；《游了佛国》更将当时宗教人士的世俗化倾向表述为时代庸俗的社会风气的投影。这些见闻的记录从反面印证了旅行者精神世界中的乌托邦图景的存在，也勾勒出以城市为代表的半殖民地时代中国社会实景。

    三、民众：底层社会的叙述

《旅途随笔》中的底层民众形象在多个篇章中都与巴金的友情书写关系密切，多是由旅行者探访朋友而引导出的叙事主题，并着重记述了中国底层民众对当时社会秩序的反抗。民众在巴金的笔下既是社会体制下的受压制者，同时也是新的社会革新的主体。《农民的集会》一篇即提供了南方乡村农民集会的场景。首先借朋友之口介绍了学校的所在地：“乡村里的小学校大半设在祠堂里面”，祠堂在此同时成为具有教育功能和乡土社会中农民集会议事选举功能的空间。宗族社会的秩序和新的社会状况之间的矛盾，也集中呈现在发生于祠堂的社会行动当中。在农民集会的过程中，巴金又记述了朋友“叶”向乡民演讲介绍区县参议员和土豪劣绅的贿选经历的情节，在场的其他青年知识分子也发表了不同风格的演说用以调动农民组织农会的热情。在场景呈现、旅行叙事和文化主题等方面而言，这一文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三十年代无政府主义者推行民众组织活动的记录。当《一个女佣》一文述及友人朱教授家的顺德籍女佣曾杀死欺侮乡民的乡绅经过时，作者对此评论道：“这个故事是完全真实的，并没有一点捏造的地方。然而我仿佛读了一篇高尔基的《草原故事》。那个我常常看见的女佣却成了高尔基早期作品里的女英雄。”［2］184如同对广州城市风貌的描述一样，作者对底层民众事迹的记述同样被置于与苏俄社会文化的比较当中，透露出作者的意识形态倾向性。

    民众的力量是《旅途随笔》后半部分的重要书写主题。《机器的诗》一篇是作者在火车旅行中歌颂工人的文本：“四周是平静的白水，远处有树、有屋。江面很宽。在这样的背景里显出了管理机器的工人的雄姿。机器有规律地响着，火车趴在那里，像一条被人制服了的毒蛇。”［2］152这种描绘当中，机器是工业革命以来蓬勃发展的生产力的象征，也是现代经济和社会文化的重要证明，它一方面带动了产业的进步，另一方面又成为统治阶级推行强权的工具之一。而能够熟练操控机器的中国工人在此被塑造为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人翁，他们的形象参与创造了巴金游记作品的诗意。“我看着这一切，我感到了一种诗情。我仿佛读了一首真正的诗。于是一种喜悦的、差不多使我的心颤抖的感情抓住了我。这机器的诗的动人的力量，比诗人的作品大得多。”［2］152当这种对民众力量的描写在《旅途随笔》的系列文本中与对民众苦难的描写结合起来的时候，巴金的旅行叙事就具有了特殊的感染力。《一个车夫》一篇的主题是吸毒所造成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同时以震惊和赞赏的口吻描述了经历苦难之后的少年车夫的生命力。“我看不见那个小孩的脸，不知道他脸上的表情，但是从他刚才的话里，我知道对于他另外有一个世界存在。没有家，没有爱，没有温暖，只有一根生活的鞭子在赶他。然而他能够倔强！他能够恨！他能够用自己的两只手举起生活的担子，不害怕，不悲哀。他能够做别的生在富裕的环境里的小孩所不能够做的事情，而且有着他们所不敢有的思想。”［2］228-229在这一富于反抗精神的形象中，旅行者寄托了无政府主义者反抗社会强权的思想，并以画龙点睛式的笔法勾勒创造出民众之力量的缩影：“在那一对眼睛里，我找不到承认任何权威的表示。我从没有见过这么骄傲、这么倔强、这么坚定的眼光。”［2］229《一个车夫》一篇写作于1934年，与1933年的旅行已经没有直接关系，但巴金以其为《旅途随笔》作结的目的显而易见：以这一富于民族志色彩的少年车夫的面孔，来作为中国社会画卷的结尾。一个倔强少年对父权的反抗，正应和了无政府主义者面对半殖民地时代社会强权的抗争。如巴金所说，“现在我还是和以前一样，能够站起来做人。我始终相信我们民族的新生的力量。”［2］103除此之外，《旅途随笔》还包含了少数较注重描写自然和风物的文本。《在普陀》是游记中难得一见的描绘动物的个例，《三等车中》是由上海乘火车至南京火车站再转乘火车至天津的旅途琐记，《平津道上》则记录天津至北京的火车旅行，并将《迟开的玫瑰》和《特里斯丹和伊瑟》等欧洲文学作品纳入旅行感知的呈现。综上，在这场横跨中国南北，兼及城市和乡村，笔触深入各个社会阶层和人群的旅行中，巴金完成了对民众生活现状的考察和思索，迎来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思想转化与变迁的契机。

    参考文献
［1］俞祖华，王国洪.中国现代政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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