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5var5VAR论文频道为您收集整理，5VAR论文频道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1368-1398)，对佛教实行既整顿限制、又保护提倡的政策，对明代社会以及佛教产生了很大影响。全面而深入地考察明太祖的佛教政策①，对深化明代社会、佛教乃至明太祖个人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一
    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大体以洪武十四年(1381)六月礼部提出设置僧司衙门方案为界，可以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太祖对佛教多保护和提倡。其表现有：
    第一，设善世院，高其品秩。洪武元年正月，太祖设善世院，“秩视从二品”，授僧觉原慧昙为演梵善世利国崇教大禅师，住持天界寺，“统诸山释教事”②。善世院有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属官，职责是甄选名刹住持，“其非才而冒充者斥之”③。七年十一月，太祖授来朝的印度僧人板的达撒哈咱失里为善世禅师，和林国师朵儿只怯烈失思巴藏卜为都纲、副禅师，令“统制天下诸山，绳顽御恶”④。从史料来看，善世院缺乏健全配套的职官体制，其官员在史籍中也很少记载，无太多的管理职权，时重要佛教事务皆由中书省及礼部负责办理。设立善世院，高其品秩，更多地体现了太祖对佛教的尊奉和个别僧人的荣宠。
    第二，大量征召名僧到南京，咨问佛法。洪武前期，或以征召“高行”、“有道”名义，或以举办佛教法会名义，不断征召各地名僧来南京住坐。当时，汉传佛教各宗派的名僧几乎齐集南京⑤。对于到京名僧，太祖优礼有加。如，东溟慧日“朱颜白眉”，召见，“但以白眉呼之而不名”；季潭宗泐，“时见临幸，日有赐膳，尝和其诗，称为泐翁”⑥。太祖还屡次召名僧入禁中，讨问佛法。如，日章祖偁，“上数召入禁中，问佛法大意”，甚至“敕止宿翰林院，以备顾问”⑦。
    第三，派遣僧人出使，任用僧人为官。为了与一些信佛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洪武三年六月，太祖遣僧慧昙出使西域，最终到达省合剌国（今斯里兰卡）。十一年十二月，命僧宗泐使西域，“竟达天竺（今印度）”⑧。对日本，洪武四年十月，遣僧祖阐、克勤往使。
    明太祖把“民业”分为士、农、工、商、僧、道六种，认为只要有才能，就应该任用。他专门撰《拔儒僧入仕论》、《宦释论》、《拔儒僧文》等，不厌其烦地阐述任用“儒僧”主张。时僧人被用为高官者如，愿证（李大猷）除应奉翰林文字，正传（郭传）历翰林应奉、兵部主事、考功监丞、监令、湖广布政司参政，克勤（华克勤）先后任考功监丞、山西布政使，吴印官山东布政使、云南左布政使。太祖还对他们“时时寄以耳目”，“由是其徒横甚，谗毁大臣，举朝莫敢言”⑨。
    第四，频繁举办佛教法会，编集、刊刻大藏经。洪武元年至五年，太祖几乎每年都在南京举办佛教法会，“为死者超升，生者解冤”⑩，为国祈福。其中，洪武五年正月广荐法会，太祖“服皮弁，搢玉圭，上殿面大雄氏，行拜献礼者三”(11)，亲自向佛祖行三跪拜礼。
    洪武五年，太祖命僧“点校藏经”(12)。该藏至建文三年(1401)冬基本完成，计五百九十一函。建文帝义追雕续藏八十七函，合计六百七十八函。此即《初刻南藏》(13)。
    第五，普给度牒，许令僧人自由传教。洪武五年十二月，太祖下令统计现有僧、道，给发明朝度牒，罢“免丁钱”，“著为令”。时有僧、道共五万七千二百余人，“皆给度牒”(14)。为了弘扬佛教，太祖下令，允许僧人“赍持戒牒，随身执照”，到各地“日则讲经说教，化度一方，夜则取静修心”(15)。
    第六，招谕、封授西藏等地藏传佛教上层僧人。西藏等地盛行藏传佛教，藏僧上层掌握行政权力，太祖“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乃遣使广行招谕”。洪武六年二月，西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来京，“上所举故宫六十人”。太祖“悉授以职”，并改摄帝师为“炽盛佛宝国师”(16)。七年秋，元帝师八思巴后人公哥监藏巴藏卜遣使来朝。太祖封为“圆智妙觉弘教大国师”，令“统治僧民”，“永为教中之称首”(17)。这无疑在藏区保护和提倡了藏传佛教。
    洪武前期，太祖对佛教也有一些整顿和限制措施，主要包括：第一，限制出家。鉴于佛教“近代以来，崇尚太过，徒众日盛”，洪武六年十二月，太祖下令，以后行童“若请给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妇女“年四十以上者听，未及者不许，著为令”(18)。第二，登记、核对僧籍。洪武五年，太祖命“造《周知册》”，登记僧、道籍贯、告度月日等，颁行全国。各寺、观凡遇来投僧、道，即以《周知册》核对，“如册不同，即为伪僧、（道）”(19)。第三，命僧宗泐等注释《心经》、《金刚经》、《楞伽经》，洪武十年颁行全国，令僧讲习，藉以统一思想(20)。第四，归并僧寺。洪武五年七月，太祖令南京天禧寺、能仁寺“常住田土”、“寺家物件”、僧人并入蒋山寺(21)。六年十二月，归并行动推及全国，“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22)。
    总的来说，洪武前期对佛教主要是保护和提倡，整顿和限制则显不足。
    二
    洪武十四年(1381)六月以后，明太祖对佛教偏重于整顿和限制。其措施主要有：
    第一，设僧录司等各级僧司衙门，严格住持考选。洪武十四年六月，礼部提出了设僧录司等各级僧司衙门方案：(1)在京设僧录司，“掌天下僧教事”，各府、州、县分别设僧纲、僧正、僧会等司，分掌其事；(2)僧录司设善世（正六品）等官，僧纲司设都纲（从九品）等官，僧正司设僧正，僧会司设僧会。僧录司官员由礼部任命，不支俸，官、吏、皂隶等皆由僧人及佃仆充任；(3)各级僧司衙门的职责包括：登记、报告各地寺、僧；地方僧司举保、僧录司考试寺院住持，具申礼部奏闻；地方僧司申解、僧录司考试行童，具申礼部，类奏出给度牒；管束僧人恪守戒律，阐扬教法，如有违犯戒律及自相争讼者，“听从究治”，“若犯奸盗非为，但与军民相涉”，则“听有司断理”(23)。这标志着太祖对整顿和限制佛教有了明确的规划。十二月，明太祖革废善世院(24)。次年四月，任命各僧官，公布职掌，僧录司等各级僧司衙门成立。
    明太祖重视各寺住持的考选。洪武元年设立善世院，即肩负选任住持工作，所谓“海内诸名山悉隶之，抡选有禅行、陟资级者，俾为之主”(25)。十五年四月，在设置僧司衙门诏令中，太祖又规定：“凡各处寺、观住持有缺，从僧、道官举有戒行、通经典者，送僧录、道录司考中，具申礼部，奏闻方许”(26)，强调住持必须有戒行、通经典、经过考试。
    第二，分僧人为禅、讲、教三类，要求各务本业，严禁僧俗混淆。针对明初佛教现状和民间显密法事盛行现实，洪武十五年五月，明太祖下令分寺院为禅、讲、教三类，禅即禅宗，讲即宣讲佛教经典的僧人，指禅宗以外各宗派，教则包括从事祈福弥灾、追荐亡灵等法事的僧人（名瑜伽僧或赴应僧），要求僧众分别专业修习(27)。十二月，太祖又为禅、讲、教僧规定了不同的服色(28)，以便分别和管理。
    为保证僧众专心修习，洪武十九年，太祖“敕天下寺院有田粮者设砧基道人”(29)，负责寺院差税事宜和联系僧俗，杜绝僧俗混淆。但是，僧众仍“多与俗混淆，尤不如俗者甚多”。二十四年七月，太祖颁布《申明佛教榜册》，强令僧众“各承宗派，集众为寺”，并专门针对教僧及瑜伽法事作出限定，禁止俗人仿僧行瑜伽法事(30)。二十七年正月，太祖又定僧人《避趋条例》，禁止僧人“以化缘为由”奔走市村，以及“交结官府、悦俗为朋”(31)。
    第三，完善度牒制度，禁止私自披度，专门登记僧籍。洪武后期，太祖对出家作出更多限制，着力完善度牒制度：首先是确立四年一次给牒制度。其次是对各类僧人分别考试，禅者问以禅理，讲者问以诸经要义，瑜伽者试以瑜伽法事。再次是限制出家年龄和出家者身份(32)。同时，太祖禁止私自披度。洪武二十年禁二十岁以上出家为僧后，私自簪剃、申领度牒者仍大有人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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