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圣化，众皆感慕”，后该国“相随入贡”(91)，与明朝建立友好关系。论文 http://www.qiqi8.cn 毕业论文
    第四，明太祖的佛教政策也为后朝所继承利发扬。太祖以后，各朝皇帝虽多不同程度地保护和提倡佛教，但又始终保持着对佛教的整顿和限制。以后者而言，如各朝仍以僧录司等各级僧司衙门管理佛教内部事务。再如“分寺清宗”，严禁僧俗混淆。永乐十年(1412)五月，鉴于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以及“俗人行瑜伽法”，成祖重申洪武年间禁例，“违者杀不赦”(92)。宣德七年(1432)三月，“申明洪武中禁令”，不准僧人化缘，“违者必罪之”(93)。正统六年(1441)四月，因僧、道“多有坏乱心术、不务祖风、混同世俗、伤败风化”，都察院“遵洪武旧例，再出榜各处禁约”(94)。再如度僧，各朝也重申洪武年间一些规定，如考试通经、限制身份、限制年龄、定期考试、度牒免费发放等，限制出家。至于控制寺院数量、抑制寺院经济等各项措施，也为后朝所继承发扬。可以说，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奠定了有明一代佛教政策的基础，影响深远(95)。
    第五，明太祖大力保护和提倡佛教，也造成了佛教势力的迅速发展和一定程度的膨胀，对明初生产发展、百姓生活改善和社会进步都不可避免地起阻碍作用，最终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给广大百姓套上更加沉重的封建枷锁，加重了他们的痛苦。
    对佛教来说，第一，它使明初佛教迅速恢复和发展。元朝统治者过度崇奉藏传佛教，又以藏传佛教压制汉传佛教，“汉民族的佛教文化，一度衰微至于谷底”。至明朝，太祖转而支持汉传佛教，“对佛教文化的推展，则为一个再生的阶段”(96)，禅、净、律、天台、贤首等各宗逐渐恢复发展。
    第二，它促进了佛教诸宗的融通，促成了赴应僧的专业化及其队伍的壮大，奠定了后日僧寺分立制度。中国佛教至唐代发展到顶峰，其后加上唐武宗灭佛及元代提倡藏传佛教的打击，除禅宗以外，其它各宗多气息奄奄，一蹶不振。明太祖分僧人为禅、讲、教，诏令僧众讲习《心经》等三经，“使讲僧振兴唐代旧宗派的意识淡薄了”，“专弘某一派或某一经的人极少”(97)。禅僧也多兼习讲门，“攀附”义学。诸宗融通，成为明代佛学的一个鲜明特色。
    明太祖首次把从事世俗法事的“教”僧即赴应僧专业化，使其独立成类。随着法事专业化和商品化，佛教内部也出现了向有可靠收入的赴应僧的倾斜，其队伍不断壮大，教寺数目日益增加。日本学者龙池清指出，明代“教寺在寺院总数中所占比率达到四成乃至六成，由此推定，教僧占到整个僧侣总数的将近半数”(98)。明代佛教已经日益世俗化，与百姓生活紧密联系。明太祖“分寺院为禅、讲、教三类”，“现行僧寺制度略立于此”(99)。
    第三，它加剧了佛学的衰微。虽然明太祖大力保护和提倡佛教，使僧、寺数量大增，寺院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不过是维持了佛教表面的繁盛。而对唐末以来佛学的衰微，他不仅无力扭转，其佛教政策反而加剧了这一趋势。他分僧人为禅、讲、教三类，诏令讲习《心经》等三经，导致专弘复兴各宗者乏人。他严禁僧人杂处民间、与俗混淆，提倡深入崇山，刀耕火种，又使一些僧人被迫走向山林僻处，避世修行。他专门划分出教僧，作为瑜伽法事仪式的执行者。教僧在教理上不作深究，也不以明心见性为本宗，只以超荐亡魂为务。而正是他们，占到僧团的半壁江山。于是，“呈现当时佛教趋向‘山林佛教’、‘死人佛教’、‘经忏佛教’之特质”(100)，“佛化事业随之消沉不彰”(101)。
    注释：
    ①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明太祖佛教政策的研究着力颇多。专门的论文有日本龙池清：《明の太祖の仏教政策》（载日本《仏教思想讲座》1939年第8辑），郭朋：《明太祖与佛教》（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期）、陈高华：《朱元璋的佛教政策》（载《明史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1991年）、周齐：《试论明太祖的佛教政策》（载《世界宗教研究》1998年第3期），台湾朱鸿：《明太祖与僧道——兼论太祖的宗教政策》（载台湾《师大历史学报》1990年6月第18期）、释见晔：《明太祖的佛教政策及其因由之探讨》（载台湾《东方宗教研究》1994年10月新4期），等。这些论文，多论述明太祖对佛教整顿和限制，而于其保护和提倡佛教重视不够；明太祖佛教政策的产生，不仅有复杂的社会原因，还有独特的个人原因，惜缺少精到剖析；明太祖佛教政策的实施，对明代社会及中国佛教发展均产生很大影响，然学者们对此着墨颇少。论文 http://www.qiqi8.cn 毕业论文
    ②（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4《觉原昙禅师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下引《新续高僧传四集》、《大明高僧传》问此版本。
    ③（明）宋濂：《护法录》卷8《送觉初禅师还江心序》，明天启刻本。
    ④《明太祖实录》卷94，洪武七年十一月甲子，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下引《明实录》同此版本。
    ⑤参阅拙著：《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90-223页。
    ⑥（明）释如惺：《大明高僧传》卷3《杭州上天竺寺沙门释慧日传》，（民国）喻谦：《新续高僧传四集》卷2《明临安净慈寺沙门释宗泐传》。
    ⑦（明）释妙声：《东皋录》卷下《故慧辩普闻法师塔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明太祖实录》卷121，洪武十一年十二月；《新续高僧传四集》卷2《明临安净慈寺沙门释宗泐传》。
    ⑨（清）张廷玉：《明史》卷139《李仕鲁传》，中华书局，1974年。
    ⑩（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3明太祖《御制蒋山寺广荐佛会文》，台湾明文书局，1980年。
    (11)《补续高僧传》卷14《泐季潭传》。
    (12)《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五年壬子。
    (13)参阅［日本］野沢佳美：《明代大藏经史の研究》，日本汲古书院，1998年，第141-148页。另，有学者称《初刻南藏》为建文帝敕命雕造，见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82-385页。
    (14)《明太祖实录》卷77，洪武五年十二月己亥。
    (15)（明）释幻轮：《释鉴稽古略续集》卷2，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
    (16)《明史》卷331《西域传》三。
    (17)《明太祖御制文集补·赐西番国师诏》，黄山书社，1995年。
    (18)《明太祖实录》卷86，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
    (19)《释鉴稽古略续集》卷2。
    (20)《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十年丁巳。
    (21)《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五年壬子。
    (22)《明太祖实录》卷86，洪武六年十二月戊戌。
    (23)《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十四年辛酉。
    (24)《明太祖实录》卷140、卷188，洪武十四年十二月甲戌、二十一年二月甲戌。
    (25)《护法录》卷8《送觉初禅师还江心序》。
    (26)《明太祖实录》卷144，洪武十五年四月辛巳。
    (27)《释鉴稽古略续集》卷2。
    (28)《明太祖实录》卷150，洪武十五年十二月乙酉。
    (29)《释鉴稽古略续集》卷2；《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十九年丙寅。
    (30)《释鉴稽古略续集》卷2。
    (31)《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二十七年甲戌。
    (32)参阅拙文：《论明代的度僧》，载《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
    (33)《释鉴稽古略续集》卷2。
    (34)《明太祖实录》卷223，洪武二十五年闰十二月甲午。
    (35)《明太祖实录》卷209，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丁巳。
    (36)《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二十四年。
    (37)《明太祖御制文集》卷11《明施论》，黄山书社，1995年。
    (38)《金陵梵刹志》卷16葛寅亮《八大寺定租碑记》。
    (39)参阅拙文：《明代南京佛寺修建考》，载《南开学报》2002年第5期。
    (40)《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二十五年壬申。
    (41)《释鉴稽古略续集》卷2。
    (42)《金陵梵刹志》卷2《钦录集》，洪武十五年。
    (43)《释鉴稽古略续集》卷2。
    (44)《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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