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意接受之后，5月13日，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畅谈了对编译馆工作的想法：
    台湾经过日本五十一年的统治，文化情况与各省两样。多数人民说的是日本话，看的是日本文，国语固然不懂，国文一样不通，对于世界与中国情形也多茫然。所以治台的重要工作，是心理改造，而目前最感困难的，是改造心理的工具——语言文字——须先改造。各省所出书籍报纸因为国文程度的关系，多不适用。台湾的书报在二、三年内，必须另外编印专适用于台湾人的。第一要编的是中小学文史教本(国定本、审定本全不适用)；第二要编的是中小学教师的参考读物，如中学教师、小学教师等月刊；第三为宣达三民主义与政令，须编适于公务员及民众阅读的小册；第四一般的参考书如辞典等。这是就台湾的应急工作而言。此外弟常常感觉到中国现在好书太少了，一个大学生，或者中学教师要勤求知识，非读外国书不可，不但费钱，而且不便。我常有“译名著五百部”的志愿，我以为中国必须如以前的翻译佛经一样，将西洋名著翻译五、六百部过来，使研究任何一科的学生，有该科一、二十本名著可读……
    为了右面的五种工作，我拟设一编译馆……该馆直隶长官。教育处旧有教科书编辑委员会可并入，编制预算，俟兄到后再定。
    这样的工作，为台湾，为全国，都有意义，望兄花五年功夫来完成他。(26)
    陈仪甚至对编译馆底下一些具体工作组的工作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对“学校教材组”，他认为：
    编译馆虽分四组，虽然四组工作都重要，但在明年(1947)，尤其在上半年，希望特别注重中小学教科书一类。过去教育处所编中小学教本，据一般试用的结果，多半嫌太深，教学都觉困难，希编译馆就已编各书检讨一下，或修改，或另编，务使适合于国语国文程度尚不及各省学生的本省学生，此种新教本望于暑假前编竣，俾暑假后可以应用。(27)
    对“社会读物组”，他要求：“社会读物组先以本省人为对象，文字须浅显，字数不要多”。(28)对“名著编译组”，他主张：
    至于名著编译，最好先集中力量于一件事，译述大学生及研究人员必须研读的专科学术名著，可先请各科专门学者选定各科必读名著若干种，然后汇编一应译名著目录，斟酌人力、财力，有系统的逐渐译述。但已有译本的，可缓译。(29)
    许寿裳对陈仪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主持下的编译馆工作，“基本上还是遵循陈仪的构想，按照其描绘的蓝图执行”。(30)他曾在记者会上说过：
    讲到本馆设立的要旨不外两点：第一，促进台胞的心理建设。台湾的教育，向称普及，一般同胞大抵至少受过六年或八年的教育，这种情形在各省是少见的，可是台胞过去所受的教育是日本本位的，尤其对于国语国文和史地，少有学习的机会，所以我们对于台胞，有给以补充教育的义务和责任。本馆的使命，就要供应这种需要的读物。第二，对于全国有协进文化、示范研究的责任。(31)
    在教材的编辑方面，我们可以透过当时初级小学教材《国语》第8册的内容，了解到编译馆的用心。在这册课本的《初小国语编辑大要》中，编者明确表明：
    本书为求配合长官公署建设三民主义新台湾之施政方针，对于民族意识之唤起，民族精神之发扬，国民道德之陶冶，特加注重。(32)
    第一课的题目就是《我们是中国的少年》，课文内容为：
    我们是中国的少年，民族复兴的责任，放在我们的双肩。伟大的时代，给我们严格的训练。我们的身体，像狮子一样的健；我们的意志，像钢铁一样的坚。只知挺进，不知苟全。没有畏缩，只有向前。向前！向前！向前！争世界的正义，求民族生命的绵延！我们是中国的少年！我们是中国的少年！(33)
    其他还有《怎样做新台湾的少年》、《台湾》、《郑成功》等课文。(34)
    在社会读物的编辑方面，编译馆编辑、出版了《光复文库》。在《〈光复文库〉编印的旨趣》中，许寿裳明确指出：
    台湾省编译馆是为了要普遍地供应本省同胞一种精神食粮，使他们能够充分地接受祖国文化的教养而成立的。所以，除了编印中小学教科书以外，还要编选许多社会读物来供应本省的一般民众(包括中小学教师、大中学学生、公务员以及家庭妇女、农工商各界在内)，使他们对于祖国的文化、主义、国策、政令等一切必需的实用的知识，明白了解，这就是本馆现在编印《光复文库》的旨趣。(35)
    台湾省编译馆1946年8月正式成立，在陈仪因“二二八事件”离任之后，于1947年5月16日被撤废。短短9个月中，编译馆秉承陈仪的意旨，编辑了大量的中小学教材和社会读物。根据台湾书店的工作报告，仅1946年12月至1947年5月，由他们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均系前教育处或省编译馆编辑”。其中，1946年度第二学期“小学用书共出版十四种”，以及中学用书：《初中本国史》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初级国语文选》、《初级文选》、《高级国语文选》。他们出版的公务员语文补习班课本，“分由省编译馆与国语推行委员会编辑”，其中由编译馆编辑的有：《国文》课本第一册和第二册。另外，他们还出版了由省编译馆编辑的《光复文库》10种、《名著译丛》2种。(36)
    陈仪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给蒋介石的善后工作建议中，还提出，必须“加强国语、国文、公民、史地教育，改造台人思想，使其完全中国化。对于中等以上学校校长、教务、训育主任，及语文、史地等教员，须尽量选用外省人之优良者，因本省人除曾在外省受教育者至少数人外，无此类人选……总之，治理台湾，因其五十一年来之历史，已与各省不同，实非容易，此次事变为一大教训。以后政治当力谋适应实际，但治标的军事与治本的教育，为国家民族计，必须把握”。(37)
    三
    对于陈仪在台湾光复初期文化重建方面的工作应当如何评价，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对于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播，陈仪无疑是一个重要人物”。“针对一些台胞缺乏中华意识和文化传统，陈仪加速台湾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小学生强行灌输中国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教育，使台胞真正变成纯粹的中国人，清除日本文化色彩，对台湾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38)也有人说：“行政长官公署一年多的文化重建政策执行的结果，台湾本地知识分子对‘中国化’相当有意见，而且台湾与中国之间不但没有缩短距离，反而是越走越远，背道而驰。台湾人和中国人对立的‘二二八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39)“根据许多学者研究、观察的结果，显示造成‘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之一，其实与陈仪下令禁止日语政策有关”。“陈仪贸然而积极地企图导入北京话，背后之目的是为了推行‘文化的再建构’。换言之，‘二二八事件’乃是陈仪企图对台湾人从事心象、文化、精神层面的‘中国化’，最终遭致挫败的一个历史现象”。(40)
    笔者认为，陈仪在台湾光复初期文化重建方面所作的努力应当给予肯定，但“文化重建”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工作，以陈仪在台任职时间之短以及当时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他的作用也不宜评价过高。当然，把陈仪推行“文化重建”政策说成是造成“二二八事件爆发的原因之一”，也令人难以苟同。理由如下：
    (一)作为台湾光复后祖国政府委派的第一任行政首长，“文化重建”是陈仪理所当然应该要做的一项工作
    1945年10月25日，陈仪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的受降典礼上，将署字第一号命令交给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将军，并且宣布“接收台湾澎湖列岛地区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之投降，并全权统一接收台湾、澎湖列岛之领土、人民、治权、军政设施及资产”。(41)之后，又向全世界宣告：“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42)中国政府在台湾恢复行使主权在这一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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