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自由所要达到的最基本目标，因为这是一切价值实现的基础，否则即使创造的价值也可能是奴隶被主人无偿占有的价值。现代个体面临的最大价值选择悖论就是，宁可成为富有的奴隶，也不愿做贫穷的自由人。这样的价值选择使人们根本意识不到存在着歧视问题，人们只要能在一个好的环境中获得生存空间，他们就会安于现状；而意识不到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下，都有做为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在满足物质享受的同时，他们应该同陌生群体中个体享有同样被尊重，被信任和重大事件的知情权。
　　不可否认，在人口迁移的过程中，个体身上所携带的文化基因是最难改变的。人一生当中始终不能忘记幼年成长的文化氛围，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另一方面 个体的不同个体的价值结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也产生着相互影响。伯林说：“多元主义以及它所蕴涵的‘消极的’自由标准在我看来，比那些在纪律严明的权威式结构中寻求阶级、人民或整个人类的‘积极的’自我控制的人所追求的目标，显得更加真实也更人道，人类目标是多样的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公度的，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 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新移民不能自喜自己有了不经努力就被尊重天然特权，同时，原著民也应该认真思考下怎样以主动的姿态来面对这一新的价值纬度。
　　在新个体的涉身处境当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来消除彼此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是一种文化上的陌生，消除陌生的过程是对新环境，新语境和新交往规则的熟悉和默认。这种陌生感产生的就是直观上的不自由。在伯林的意义上就是和新的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的打交道的过程。其中主要的是和陌生人打交道，在这一过程中，因为两方面所遵循的是不同的制度与习惯，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交往带来了很多障碍。如果在交往的过程中再造成误解就会使问题变的很复杂，就会产生我们的所说的偏见，这样的偏见不加解除所形成一种价值的观念就会使交往中先进的强势的一方对弱势一方就产生一种歧视。在这种理解问题的方式下，交往的双方都会觉得不舒服。这样的不协调与其说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协调，不如说是文化与文化的冲突，越具有文化气息的个体这种冲突就表现的越明显。　面对这种冲突更应该反思的是作为原环境的精英力量，他们和新个体这种先进与落后的差异是否是由个体造成的。这种差异是否能够持续下去。如果这样的问题得不到正确的对待和处理。新的社区建设将是无法形成的，相反，这些草根阶层的精英在原有社区的建设当中还会起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作用。双方的自由都是无法实现的。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解决的是互相尊重的问题，歧视的结果只能是双方遭受最大的损失。只有消除歧视才能使尊重成为可能，特别是新个体在新的环境中是弱势的。这样的现实就决定了新个体的压力是空前的，他的心理压力没有释放的场所。很容易产生过激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行为影响到他人的权利，那么自由就无从谈起。尤其，如果个体到达一个新的压力比较大的社区，如农民工进入大城市，新入学的硕士博士进入名牌高校。这种压力是不言而喻的。长期的心理压力不仅给弱势个体的身心倍受煎熬，最终也会影响到真个社区的发展和稳定。因次，想要在激烈竞争的氛围中得到一种无害的结果，无歧视的社区首先要做到文化上的互相尊重，特别是不同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和性别文化，大学文化的差异。其次，要努力形成新的共同的价值观，这是一个社区稳固的精神纽带，这样的纽带甚至也会形成一种身份认同从而实现价值观的转化。第三，强势群体，特别是强势群体的精英阶层要有远见卓识。要尽最大的努力形成一种充分竞争的氛围，给新成员提供充分的竞争机会。这样，才能最终实现社区真正充分的优胜劣汰。从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出台保障全体成员的充分自由的制度，形成真正的竞争局面。第四，新个体也要勇于面对新的挑战，尽快达到彼此认同。实现自己真正的价值。
　　三、充分的自由是否具有乌托邦色彩——文化多元主义的结论
　　上述观点的一个重大理论困难就是这种无歧视的社区建设是否有现实基础。这种推论是否导致一个乌托邦的社区。在作回应之前，应该先对弱势群体进行一个区分，造成他们社会地位下和生活水平，文化水平不高尽管有他们自身的原因。但是往往在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是由于制度的改变而产生的“无知”弱势，针对于这样的群体，他们的身份处境是和他们的能力不想符合的。因为他们原由的技术和优势作了地区性和行业性的转移，而他们还没有适应这样的变化。也就是说这种弱势是暂时的，相对的。如果市场有需要他们以往的经验和能力就会发挥出来。同样，这些情况最有可能出现在新个体的身上，他们客观上遇到了新的挑战，但是他们的能力，观念和优势同样也没有发挥出来。新的社区如果能对这样的群体作出适当的宽容，弱势也就会转化为优势了。
　　在这一点上文化多元主义关于移民群体的论述给我们带来了启示。“移民正在要求一条更具宽容性或更具“多元文化”的整合途径，这种途径会允许甚至会鼓励移民保持自己种族遗产的若干方面——即使他们将整合进靠主流语言运转的共同制度。” 这种途径是并不是一种妥协的途径“移民坚持，他们应该有自由去维系某些涉及食物、穿着、娱乐、宗教等方面的古老习俗，并且应该有联合彼此以维系这些常规的自由。”
　　作为优势群体应该对新个体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这样才有利于新的制度的建立和新的共同未来愿景的形成。而不能采取一种强迫的态度或者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在这里威尔金里卡给我们了一个批判性的理解：“在我心目中，这种要求包含两个基本要素。第一，我们需要认识到，整合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要持续几代人的艰苦过程。这意味着，基于过渡的考虑，要能够对移民予以特殊的包容。第二，我们需要保证，那些共同制度——移民不得把自己整合进去——要能够同等程度地尊重、承认和包容移民的身份和习俗，正如移民历来对多数群体的身份和习俗予以尊重。这就要求对我们的社会制度予以系统地考查，去确定这些制度的规则和象征是否把移民置于不利地位。”[9]
　　上述论证可能更多的是站在移民的立场上来探讨问题。但是对于解决新个体在陌生人群中的自由的问题，确实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势陌生人群的态度，特别是的精英阶层的态度。在一个群体当中想实现真正的个体自由，必须打破任何人的小交往圈，要努力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有责任感的原住精英这样才能是问题有解决的现实基础。这个问题的出路同时也是陌生群体中其他个体自由的保障。
　　特别指出的在新个体充分自由的同时，要充分发挥整体的自由没有整体的自由，个体自由也是无法保障，我们在人力资源的流动中要更多的注重优势互补，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对于机会较少的社会，一个人获得机会的多少直接接决定着他感受公平的程度。可能由于历史和现实环境的局限性我们的社区可能不能提供给我们绝对多的机会，但是只要能够提供给弱势群体尽量充足的机会，特别是在提供机会的过程中要信息充分对称。“一个人的消极自由的范围，可以说是一个关于有什么门、有多少门向他敞开，它们敞开的前景是什么，它们开放程度如何等等的函数。这个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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