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劝说胡亥要自我放纵、享尽人间之乐，并无耻地说：这样才能算是贤明的帝王。决不能让仁义的道德、忠烈的感情、大臣的谏说等等妨害了自己作威作福、压榨人民。作为这种行为的理论基础，李斯说：皇帝要限制一切，但不能被任何东西所限制。听了李斯的劝告，胡亥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残害百姓，对人民敲诈勒索多的官吏被称为“明”，使用酷刑杀人多的官吏被称为“忠”。朝野天下怨声载道，起义军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这是导致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所以，司马迁说李斯不忠于秦朝，是很精辟的。李斯的智慧仅仅为了保证自己飞黄腾达，而秦朝的江山天下不是他真正关心的。

可悲的共鸣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试着回答前边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李斯有那样的崇拜。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假想敌是孔孟之道，是儒家。因为儒家对申、韩、李斯一直持严厉批评的态度，按照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原则，要****孔家店的知识分子就重新抬出法家，来证明：历史上一直就有一种正当的思想在与儒家进行斗争，这就是出名的“儒法斗争”。但是，我感到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有着严厉的批评，而且很多批评都很切中要害，比如批判文人士大夫是“满嘴里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指出了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人的虚伪。但是，五四人矫枉过正，走了另一个极端，对虚伪的批判变成了对仁义道德这些价值本身的批判，甚至把仁义道德当作了“吃人”、杀人的软刀子。因此，一谈起道德品行，五四人就很反感，当时流行的“非孝”与抛弃结发妻子、另寻“志同道合”的新欢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行为模式。因此，对虚伪的批判变成了对仁义道德的批判，对仁义道德的批判变成了对一切道德的批判。与这种极端的情绪相适应，从欧洲传来的唯物主义（陈独秀）和从美国传来实用主义（胡适）在被中国知识分子误解之后，成了彻底抛弃一切道德约束、价值体系的理论基础。而不要一切道德恰恰就是李斯和法家最重要的特点，是法家理论的核心。从李斯个人一生的行为，从他给秦始皇、二世胡亥出的主意、做的说教，我们都可以明显地感到这种为了追求个人事业成功、尊贵地位、物质享乐，不故亲情，不顾友谊，不顾社会舆论，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甚至牺牲他人的生命，不择手段，务以残酷为尚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因此，秦始皇、商秧、李斯和那个“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的曹操，都被画在现代知识分子的凌烟阁上，成了崇拜的对象。

今天，随着社会变革的不断加剧，诚信、团结、公道、关怀等等价值慢慢地重新回到了人们的意识中。在这个时刻，回顾李斯一类法家人物的事迹，反思百年来道德价值丧失的原因，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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