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道家强调自然，突出的正是道德行为真诚无伪、真实无欺的性质。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其德者何也？其德即是自然无为，“上德无为而无以为”。此无为之德者，即是所谓“常德”。“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老子盛赞婴儿、赤子，概亦因其有常德也，概亦因其不失其常德也。德者，得自于道者也。得于道并非求而得者也，并非为而得者也，自然无为而得者也，人先天之所得、先天之本有也。得者，非求之者也，不失之谓也。  

    如果说，老子所突出者，为性之本然、自然，那么，庄子则更强调性之本真、自由。老子讲人，突出人之自然，其落脚点是社会政治；庄子讲人，则突出人之自由，其落脚点是个体的精神世界，是个体对于现实政治的超越。由本然向本真、由自然向自由、由社会向个体、由虚静向超越的转化、增进，既是老、庄的分别，也是老、庄哲学的历史演进。  

    天地万物源于道，道的本性是自然。人既源于道，道之性亦即是人之性，所以，人的本性也是自然。“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庄子·马蹄》）“马之真性”，亦即马的自然本性。马的自然本性，即是在天地之间自由自在，亦即所谓“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庄子·养生主》）泽雉十步一啄食，百步一吸饮，当然很是艰苦，但却绝不愿意被人囚拘于鸟笼之内。自由而自在是动物的本性，又何尝不是人的本性？“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庄子·马蹄》）民之织而衣，耕而食，就如马之“龁草饮水，翘足而陆”，鸟之“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此亦民之常性，名曰“天放”。天为天然、自然；放为自在、自由。民之本性、常性即是自然、自在而自由。自由而自在是人的自然本性，在自然状态，人的本性获得了最充分的体现。自由而自在不仅是性之本然、本真，同时也是人性、人生之理想状态。  

    如果说，性是指人先天的、本然的方面，即人之天然之质，那么，心则是指人后天的、实然的方面，亦即人之内在精神，或是人之精神的主宰。由性而心，即是由先天向后天的落实。人之性必显于人之心，由人之心，亦可见出人之性。  

    老子思考问题的重点还是社会治乱。从社会角度、从社会治乱角度立论而论人，老子突出人之自然，从而强调“虚心”。庄子立论的出发点则是个体的人。虽然庄子也肯定人之自然，但庄子更推崇和强调者，则是人之自由。由于强调人之自由，所以庄子标榜“游心”。审查庄子之所谓“游”，约有三意。一为形游，二为神游，三为心游。形游者，身体之游闲也，形之无拘束也；神游者，精神之游驰也，神游万里之外也；心游者，心灵之游乐也，精神之自由也。庄子最为推崇的，是心游，是心灵的解放，是精神的自由。“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庄子·人间世》）“乘物以游心”，“物”者，身外之物也，既指身外之物事，亦包括对人生有重大影响的功、名、利、禄之类；“乘”者，凭也，假借也。“乘物”者，物为我役，物为我所用，如此，方才可以“游心”。  

    自然、自在而自由，根自于道，由道而成性，由性而成人之心，成为人之精神，成为人精神的本真，成为人的精神生活。此一精神生活，即是道家所推崇的精神生活。此一精神生活的基本内容，亦是自然、自在而自由。自然、自在而自由，为一整体，本身亦不可分离。  

    三、命与生死，道家心性论的外在延伸  

    命，是决定人生贵贱福祸的、带有必然性与神秘色彩的某种异己力量。作为一种人力所不能左右的异己力量，命亦称做天命。  

    在庄子看来，人世间种种大事大端，无不是命中注定的。“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此一切大事大端，是物事之客观变化，亦是命运之自然流行。将人生之贫富、贵贱、生死、存亡，完全归诸于命，体现了对超人力量的无可奈何的态度。既承认有命，既承认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人所能做的，只有安于命，只有知命而安时，只有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知命之不可违抗，知人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既不抗拒，也不怨愤，也不颓废，而是以一种恬然达观的态度，以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所遭受的一切，正是精神修养达到极致的表现。  

    承认人之不自由，而又极力追求人之自由，认为自由与必然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的关系，这并不是庄子的深刻之处。庄子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所采取的达到自由的途径，正是以对于不自由之认可为基本前提的，承认不自由成了达到自由的基本方法。“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安”字具有深意。既不可奈何，而后方能安然处之；既已安然处之，则心灵之威压亦顿然释之；心灵之威压既已不复存在，随之而来者即是自由而自在的状态。所以，以不可奈何的态度来对待命运，并不是一种无为的表现，更不是一种颓废的态度，而是“德之至”的表现，而是精神修养达到极致的表现。  

    儒家讲知命，道家亦讲知命，但所知者有所不同。孔子强调知命，是把它看成一种君子之德。“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所以，孔子于知命之外，又大力张扬“知其不可而为之”。道家则不同，庄子之所谓知命，是知命之无可奈何。既知命之无可奈何，人亦应以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来对待命。所以，庄子于知命之外，只教人安命，教人“安时而处顺”。表面看来，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是消极以至颓废的。然庄子所倡导者，是一种精神，是一种追求心灵自由的精神。庄子所突出者，是人对于现实世界的超越。在儒家看来，知其不可亦当为之；而在道家看来，知其不可而为之，即是“疲役”，即是“芒”。所以，庄子所倡导的人生境界，也许比孔子所倡导的人生境界更其高迈，亦更难以到达。因为不管处逆处顺，都一如既往而积极进取，并非难事。而对于自己所遭受的一切，对于功名利禄、穷达荣辱，均能采取超越的立场，采取达观的态度，以一种放得下的胸怀来对待一切，得而不喜，丧而不忧，以精神自由为最高追求，却是一般人士所难以做到的。  

    人有生，即有死，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脱离生死。儒家很重视死，认为生死为人之大事。与儒家不同，道家对于生死一般持一种自然的态度。老子倡导自然无为，老子所崇尚的人生，也是自然而无为。所以，在老子看来，人之尊生、贵生，莫若无为。“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老子》七十五章）“以生为”者，必计其所得及其所失。求而不得，则怨；得而复失，则悔；人得而我不得，则妒；人得之多而我得之寡，则不平。如此，其身必劳，其心必苦，其志必不宁；如此，外劳累而内苦恼，昼疲役而夜煎熬；如此，又何以称得上贵生？又何以能够养生？故贵生者，无以生为也；不自生，故能长其生。  

    庄子对于生死有更为详尽的论述。在庄子看来，“死生为昼夜”。（《庄子·至乐》）昼而后为夜，夜而后为昼。昼夜的交替是完全自然而然的，生与死的变更也像昼夜交替一样，也完全是一自然现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庄子·至乐》）生是一种假借行为或一种假借现象，也许本身就是不真实的。在庄子看来，生死不过是一自然现象。人本无生，既生，死而复归于无生，此亦是人之命。“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死生之变，既是命，既是天，既是夜旦之自然交替，“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庄子·达生》）既如此，亦惟有以自然之态度待之。  

    生死既然为昼夜，人又何必悦生而恶死？悦生而恶死，即是“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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