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是思考力。论到思考力的培养，徐先生主张多读西方哲学著作。他说：“思考力的培养，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较之读线装书，得来比较容易。我常常想，自己的头脑好比是一把刀，西方哲人的著作好比是一块砥石。我们是要拿在西方的砥石上磨快了的刀来分解我国思想史的材料，顺着材料中的条理来构成系统；但并不要搭上西方某种哲学的架子来安排我们的材料。”[14]





由考证所得到的是真实的材料，由思考所得到的是思想（或哲学），二者之间，是局部与全体的关系，“因此，由局部积累到全体（不可由局部看全体），由全体落实到局部，反复印证，这才是治思想史的可行方法。”[15] 这里所谓的“局部”，指是的研究对象的具体材料；所谓的“全体”，是指对研究对象思想的整体把握。要能够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对象的思想，研究者必须有哲学的素养，也就是说，思想史的研究，是一个具有哲学素养的人，去研究一个同样具有哲学素养的他人的思想。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徐先生表现得十分小心。他首先指出，“我主张个人的哲学思想，和研究古人的哲学思想史，应完全分开。可以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去衡断古人的哲学思想；但万不可将古人的思想，涂上自己的哲学。”[16] 但同时也指出了这中间的矛盾以及解决的办法。“这里便遇着一个难题，没有哲学修养，如何能了解古人的哲学思想？有了哲学修养，便会形成自己的哲学，便容易把自己的哲学与古人的思想作某种程度的换位。在这种地方，就要求治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人，有由省察而来的自制力。对古人的思想，只能在文字的把握上立基，而不可先在自己的哲学思辨上立基。”[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