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那么，德里达在这里有没有进行正面的证明呢？没有[32]。他只是直接作出了我们“可想而知”的结论。这一结论与其说是德里达进行推理和论证的结果，不如说它直接来源于对差异原理的信念。



J.C.伊文思（J. Claude Evans）从语义学的角度向我们揭示了德里达的叙述策略，颇具启发性。胡塞尔的Verflechtung（“交错”）的比喻意义是entanglement（“缠绕”），但它的字面意思是interlacing（“交织”），胡塞尔在谈到指号与表述的verflochten（“交错”）的关系时，根据上下文，这个词的意思更倾向于字面含义interlaced或interwoven（“交织”）。当我们说符号的两个功能interwoven，就是指符号在指示的功能之外还可能具有表述的功能。但德里达把Verflechtung（“交错”）看作是entanglement/enchevětrement（“缠绕”），而不是interlacing或interweaving（“交织”），这就等于事先断定这两种功能是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的[33]。在揭示了德里达的手法之后，伊文思后退一步说，“我认为，即使含义总是——从本质上而非‘事实上’说——与指号交织在一起，它们的本质区分也仍然能被课题化并可以得到分析。”[34]（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解读策略还是一种基于信念、不加论证的推测？这一点我们暂且存疑，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德里达在这里对胡塞尔的解释逃不了简单粗暴之嫌。



德里达在这种粗暴的解释中突然转向一般符号问题。在我看来，德里达正是在这里孕育了解构理论的又一次新的突破。



胡塞尔在“第一研究”的一开始就对符号的双重含义进行了区分，即区分为表述和指号。德里达对胡塞尔的研究顺序提出指责，他觉得，胡塞尔在对符号进行本质性的划分之前，首先应该探讨的是一般符号的意义和结构：“胡塞尔似乎武断而又急迫地压制了有关一般符号结构的问题”[35]（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德里达的这一指责加之于胡塞尔显得有些强人所难。我们知道，现象学以贴近实事地描述实事为己任，它不可能在对一般符号进行现象学描述之前就“武断而又急迫地”给出定义。伊文思也认为，德里达在这样的提问中堕入他所批评的形而上学之中[36]。德里达对此似有所识，为了显示指责的正当性，他援引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提出来的“解释学循环”的观点，指出“前见”、“前理解”、“先领会”的不可避免：“为了在论争展开时理解‘符号’这个词，我们与本质、符号一般的基本功能和结构之间应该已经具有一种前理解(pré-compréhension)的关系。”[37]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还是“绕开”了这一重要问题。然而，胡塞尔留下了尾巴，德里达敏感地意识到这条尾巴的重要性。胡塞尔在对符号概念进行区分之前，不经意地对符号“武断地”下了一个断言：“Jedes Zeichen ist Zeichen fuer etwas”（“每个符号都是某种东西的符号”）[38]。德里达紧紧抓住这个断言并道出了自己的“领悟”和“猜测”：



“我们领悟到‘为某种东西存在’（fuer etwas）就是意指‘在某种东西的位置上存在’（……）……人们已经可以猜测——我们下面可能还要证实这一点——这个‘指示’（Zeigen）是表现指号和表述之间全部交错的根源和必然性的地方。”[39]（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解构主义的重要原理之一——充替原理——在此已经呼之欲出了。因为一方面我们领悟到：符号“为某物”[40]而存在，就是说符号“在某物的位置上”存在，这也意味着某物有被符号所取代、所接替的危险；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猜测到：在指号和表述相互交错的根源处，它们不仅彼此在对方身上增添了自身，而且作为符号它们也把自身增加到“某物”的上面。但德里达在这里并没有明确提出来，他要一步步把这一结论引申出来，直到《声音与现象》的最后一章，他才会向我们亮出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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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9年，页1。



[2] 参见：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9。



[3]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2。



[4]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3。（有改动）



[5]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3。（有改动）



[6]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4。



[7] 参见：胡塞尔：《笛卡儿的沉思——现象学导论》（以下简称《笛卡儿的沉思》），张宪译，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台湾，页170。



[8]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9。



[9]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10。



[10]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11]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7－28页。



[12]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3页。



[13]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6页。



[14] 这里从倪梁康先生在《逻辑研究》中的译法。另外，为了把“意义”这一外延最广的词留出来作泛指，我建议把胡塞尔的“Sinn”译为“涵义”。



[15]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4页。



[16]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45页。



[17]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9年，第21页。德里达在《论文字学》中继续沿用这个译法（参见：《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8]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第21－22页。中译文略有改动。



[19] 有些学者，如D. Smith和R. McIntyre以及挪威哲学家D. Fllesdal甚至将胡塞尔的“意向相关项”（Noema）直接等同于弗雷格的含义（Sinn）（参见：陈立胜：《自我与世界——以问题为中心的现象学运动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20]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4页。



[21] R. 贝耐特：“胡塞尔的‘Noema’概念”，载于《论证》，赵汀阳主编，辽海出版社，1999秋季刊，页150。



[22]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6－27页。



[23]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35页。



[24] Rudolf Bernet: “Derrida and His Master’s Voice”, in Derrida and Phenomenology, Edited by W.R.McKenna and J.Claude Evan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1995,p8.



[25]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7页。



[26]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7页。



[27]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33－34页。略有改动。



[28] 参见：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36页。



[29]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36页。



[30]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37页。



[31]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第38页。



[32] 如果为德里达辩解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对胡塞尔的“自言自语”案例进行解构时，德里达已经间接地为自己的逆命题提供了证明。不过，即使这一证明成立，也无法否认他在这里的“釜底抽薪”行为。



[33] 参见：J. Caude Evans: Strategies of Deconstruction: Derrida and the Myth of the Voice, Univeris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33。



[34] J.Claude Evans: Strategies of Deconstruction: Derrida and the Myth of the Voice, p42。



[35]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第28页。



[36] 参见：J.Claude.Evans: Strategies of Deconstruction: Derrida and the Myth of the Voice, p4。



[37]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页28。有改动。



[38] 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第26页。



[39] 德里达：《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第28-29页。



[40] 德里达的这种表述方式不禁让人想起海德格尔的世界之为世界的“因缘结构”（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三联书店，北京，1999年，第二版，第十八节），不过，无论从论证的过程还是结果上来看，德里达在这里都从根本上越出了海德格尔的理论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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