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下面的痛苦，而奥斯维辛却使人不得不发问，“奥斯维辛之后诗歌是否可能？”

我们当然不能臆测黑格尔对奥斯维辛之样的事件会做何评说，但是，一个思想家的价值不在于他能预料历史，而在于他对他本人所遇问题的思考对后人将遇的问题的解决具有启发性。本文认为，黑格尔对苦恼意识的剖析对于今天的人们评说奥斯维辛具有极大的启发性。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奥斯维辛正是黑格尔所谓苦恼意识的产物。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防借助本世纪极有影响的思想家阿伦特对二战苦难的反思来展开对此问题的分析。

在阿伦特看来，奥斯维辛这样的大屠杀的出现，在于真正的政治生活的失落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精神的失落。她参加了在耶路撒冷对Eichmann（纳粹德国的战犯）的审判，并就此写出了非常有影响的《审判Eichmann——关于平庸之恶的报道》。在阿伦特看来，Eichmann这个人犯下滔天大罪并不是因为他是于众不同的怪物，相反，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平庸之人，正是平庸使他沦为杀人犯，他的罪行也只表明其平庸的性格特征。而所谓平庸，就是指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她说，“纯粹是因为没有思想……使他成了那一时期的一个最大的罪犯……如此地不真实，如此地无头脑，这样发泻出来的浩劫比所有人所含的恶的本能聚集中一起所造成的浩劫都要大——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学到的一课。”（51）这就是说，Eichmann失却了真正的思考的能力，所以成了一个杀人机器。这并不是说他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杀人的，他当然是有着清醒的自我意识。但是，思考并不是指一任何一种脑力活动，自我意识也不只能就“我这个人存在”这一意义上来理解，而是如黑格尔所说，真正的思考、真正的自我必须是精神，那么，阿伦特所说的Eichmann没有头脑也就可以理解了。平庸，就是一种无精神状态。

而Eichmann失去思考的能力、成为无精神之人，乃是因为他失去了真正的伦理生活。真正的思考，即精神，是要在伦理生活中才是可能。而现代的问题就是伦理生活被遮蔽。阿伦特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劳动”取代了“活动”。阿伦特指出，劳动的目的是有机体生命的维持，而活动，是人与人之间以交往本身为目的的行为，是也就她所说的政治活动，政治活动的目的不在政治以外，而在于其本身。劳动取代了政治活动，所以与前者相应的价值取代了后者，人体生命的维持取代了交流、协商、共同的思考以及由此而设立起来的自我的身分（阿伦特称为公共的身份）。（52）这也正是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遮蔽了其内在的根源与目的——国家。而用阿伦特的话来说，就是公共领域失去了，出现了“社会”。

在阿伦特看来，在社会中，人们只是作为同类动物生活在一起，即被他们共同的生物性需要联系在一起，社会的中的政治是操纵而不是思考。现代的“政治经济”在阿伦特看来是一个怪物，经济是一种维持有机体为目的的、属于“劳动”范畴的概念，而政治关涉的是以交往本身为目的的行动，政治带来的是英雄的行为、诗歌性的叙事，从而在叙事的流传中，生命得以不朽。与此相比，“社会”中的政治就沦为“阴谋”，“操作”，“宣传”。而这种政治作为一种治理或操纵，正是作为有机体群居的人们所需要的。“社会的完全胜利总是会产生是某种‘共同的虚构’，其突出的政治特征是，它被一支看不见的手所统治，即被‘无人’所统治。我们传统的国家与政府就让位于纯粹的治理”。（53）而这种无人的统治的根基在于：作为有机体而群居的人都服从与一种共同的必然性，这是一种强大的自然力量，无人可以例外。所以，随着公共领域的失去，反而出现了私人领域的公共化，也就是人的每一种行为都受到了外在的治理，被纳入一个模式。在这种情况下，人除了有一些技巧与谋算之外，并不需要思考，因为在阿伦特看来，思考是一种政治行为，思考是协商、交流、规劝，是每个人提出自己个人的“意见”，来到公共场合进行辩论。这个过程是真正的差异之统一的过程。也真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

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的、控宣传媒体控制的人是最容易接受膺品的人。因为，虽如阿伦特所说，在劳动价值被高举的现代社会中，人象动物一样群居，但人毕竟不是动物，功利意识本质上渴望无限性，所以他们往往会把道德意识当成其主人，而这些抽象的道德意识不仅自己是他们道德的奴隶，他们利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的操纵性质，使一大批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提供的政治膺品。甚至于，这些膺品不需要是康德那样的至高纯善的道德观念，其它次一级的东西，诸如种族，虚假的宗教等等都可激起一滩死水一样无生无息的大众的热情。象Eichmann就是这样一个被调动起来的大众之一员。如果不是因为有人给他提供了一种刺激热情的膺品，他也就是一个平凡的、在劳动享受和占有中度此一生的人，但即有了希特勒这样的人提供了膺品，他也就效命于这种膺品。阿伦特说他离脱了现实，失去了头脑，也正是说他脱离了真正的伦理生活而沉溺于一种虚构之中，而且这种虚构就是一切虚假的、并非在伦理生活中发生出来的理想。

伦理生活的本质本当是“我是我们，我们是我”，而奥斯维辛却是仇恨屠杀，是对伦理生活的否定，人类的理想是高尚的道德和幸福的明天，而奥斯维辛却是罪恶与绝望。显然，奥斯维辛是对人们陶醉其中的那份“快乐”的彻底否定。但是奥斯维辛并不是从天而降的一次突发事件，而是长久掩盖的苦恼意识的暴发。在奥斯维辛否定伦理生活之前，人们已经开始长久地逃避伦理生活，在奥斯维辛扼杀理想之前，人们已经把理想变成虚假的面具。黑格尔虽未看到奥斯维辛，但他看到人们遮蔽或是逃避伦理生活这一事实，他也看到了人们因此而陷入的苦恼。这种苦恼一言以蔽之，就是伦理生活与精神的失落，也是阿伦特所说的平庸。

既然我们认为精神与伦理生活的双重失落是苦恼意识的根本问题，那么，现在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从精神复活与伦理生活重建这两个角度来为苦恼意识寻求出路。黑格尔分析了希腊与基督教，将这两者作为可能的出路进行了研究，本文就将讨论黑格尔对这两条出路所做的分析。



注释：

（1）J.Hyppolite: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Phenomenology of Hegel, P190,trans.S.Cherniak and J.Heckma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4

（2）参见《精神现象学》上P120

（3）同上P140

（4）同上P141

（5）同上P146

（6）同上P146

（7）注：这里的劳动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实践不同，本文认为，这里黑格尔所用“劳动”一词，与阿伦特的“劳动”概念相符，本章最后要涉及到阿伦特的劳动概念。而第一章讨论市民社会时所涉及的“劳动”与此处所说的劳动也是一致的。

（8）同上P145

（9）同上P145

（10）同上P141

（11）同上P145

（12）《哲学史讲演录》四册P5

（13）同上P4

（14）同上P5

（15）《精神现象学》下P110

（16）同上P110

（17）《哲学史讲演录》四册P138

（18）《精神现象学》上P130

（19）《精神现象学》下P113

（20）《精神现象学》上P130

（21）《精神现象学》下P35

（22）《精神现象学》下P113

（23）《法哲学原理》P198

（24）M.C.Taylor: Jouneys to Selfhood: Hegel and Kierkegaard，P2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5）《精神现象学》下P33

（26）同上P34

（27）《法哲学原理》P200

（28）M.C.Taylor: Jouneys to Selfhood: Hegel and Kierkegaard，P3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9）同上P30

（30）《美学》一册P235

（31）同上P246

（32）同上P247

（33）《精神现象学》上P241

（34）同上P242

（35）同上P145

（36）同上P243-244

（37）《小逻辑》P125

（38）《哲学史讲演录》四册P290

（39）参见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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