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大改变：人工驯养的奶牛产奶量高，驯服的赛马跑得快，放牧的羊也能产出较多的毛。这种事实充分表明了选择在进化中的作用，它们为达尔文理论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不错，饲养员不能把鱼变成袋鼠，也不能把袋鼠变成猴子，但是经过极其漫长的岁月，诸如此类的巨大变化却是可以发生的。许多证据表明，动植物来自共同的祖先。化石资料显示，现存许多非常不同的物种之间的过渡种类在过去曾经存在过，比如已经绝迹的飞龙类动物，就介于鸟类和爬行类动物之间。胚胎学家还发现，胎胚在生长过程中，重复着早期的进化过程，哺乳类的胎儿在其发育的某一阶段具有发育不全的鳃，而这个发育不全的鳃并没有任何功用，因此只能解释为返祖现象。从不同侧面论证的结果，使生物学家相信，是进化和自然选择带来了物种的变化。



达尔文主义和哥白尼主义一样，都严重地冲击了神学。这不仅因为它否定了《创世纪》不同物种是由上帝分别创造、并且不可改变的断言；不仅仅因为它说明了生命的起源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而使正统教派震惊；也不仅仅因为它阐述了动物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只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天意的恩赐；比上述种种更为难以容忍的是，进化论者竟试图证明低等动物是人类的祖先。神学家和没有受到教育的人们正是抓住这一点不放。“达尔文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这使世界惊恐万状。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达尔文所以相信这一点，是因为他自己长得象猴子(他当然不象)。在我小时候，我的一个家庭教师就曾经非常庄重地告诉我：“如果你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我会感到你非常可怜，因为你不可能即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而又是一个基督徒。”即使现在，在田纳西洲讲授进化论也还是非法的，因为它被认为是与上帝的言辞不相容的。



当这个新原理刚刚出现时，许多信仰宗教的人们，在证据面前不得不对它表示信服，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宗教信仰能得以保留，但是神学家们则很快预感到了它将带来的严重后果。缺乏逻辑知识的人们，尤其是在十九世纪时，在接受一种改变时，往往不去设想那种改变可能引发的其它变化，在这种环境中，进化论当然就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当一种革新可能带来的所有结果，都按逻辑同时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时，那种对于习惯的巨大冲击，往往使人们容易把它全盘否认。但是，如果你把革新的后果一个一个的相隔一、二十年呈现给人们时，他们就会被引诱着跟随你前进，而没有太多的抵制。尽管十九世纪的文化与政治的伟人们，在时机明显成熟时，也希望能够引发变革，但是他们往往不是去进行革命性的突变。革新者的这种审慎而有效的态度，反而使十九世纪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的世纪。



神学家们比普通大众更清楚地看到了进化论将会带来的后果。他们指出，人类具有不朽的灵魂而猴子则没有；基督是为了人类而不是为了猴子而死的；人类具有上天赋予的是非观念，而猴子则是完全受本能支配的。如果人类是通过难以察觉的步骤缓慢地由猴子变来的，那么在什么时候他们突然具有了那些重要的神学特征呢？1860年(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的第二年)，在全英协会上，威尔博福斯(Welberforce)对达尔文主义恐吓说：“自然选择原则和上帝的言辞格格不入。”可惜他的雄辨却徒劳无功，人们相信支持达尔文的胡克斯莱(Huxley)驳倒了他的论证。彻切斯特(Chichester)神学院院长在牛津大学的一次布道会上说：“尽管圣经中明确记载，人类的第一个父母是被上帝创造的，但是有些人却枉顾事实，试图用异想天开的现代进化论取而代之，这种论点毁坏了拯救人类的通盘计划”。坚持对背离正统信条的言行决不宽容的卡莱勒(Carlyle)更攻击达尔文是一个“崇拜下流的使徒。”但是人们却不再害怕教会的不快，动植物种类的进化原理不久就为生物学家所接受。



在十九世纪，尽管自由派的领袖们自己也极力避免过分的自由，但是当时的时代却是一个自由的时代。葛莱斯彤(Gladstone)对进化论的态度就是当时非科学界的世俗基督徒的普遍态度。在1864年，两个不相信存在永久的地狱惩罚的神职人员被英国枢密院法律委员会宣判无罪后，葛莱斯彤曾经惊恐地说，如果这个判决的原则被接受，那就意味着“基督教的信仰和它的反对者可以并存。”当达尔文的理论第一次发表时，他以一种对传统的上帝统治论同情的口吻置疑进化论：“按照进化论的说法，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有了不可改变的自然法则，则世界也不需要上帝的统治了。”不过他后来渐渐地修正了他的立场，他对达尔文也没有个人恩怨，在1877年他还亲自拜访了达尔文。整个拜访中他所谈论的只是对保加利亚人暴行的不安，而不是进化论。在他走后，达尔文曾经真诚地说：“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竟特意来看我，这是怎样一种荣耀啊！”至于葛莱斯彤对达尔文的印象如何，历史上并没有记载。



现今的宗教已经接纳了进化论的原理，并且还从中引伸出了新的论断。它告诉我们“一个与日俱增的意志贯穿了所有的时代，”进化论就是上帝心中始终存在的一种计划的体现。似乎在那个令休米勒担忧的野蛮时代，当野兽以其凌牙利角互相残杀时，上帝却在静静地等待着人类，那个更残忍、更能制造痛苦的生灵的最终出现。为什么造物主偏要通过逐步发展，而不是更直接的手段去达到他的目的？现代的神学家们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难道整个过程的最终结果真的会那么圆满、辉煌吗？神学家们也没有办法消除我们深存的疑虑。象一个刚刚学会认字母的小孩一样，我们也难免心存疑虑，为了那点微乎其微的结果，真的值得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吗？当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人们对于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神学持怀疑态度，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和七十年代，当进化论的原理刚刚风行时，进步被作为一个普遍的规律而接受。难道我们不是在一年比一年富有？尽管税率在不断降低，我们不是照样享有预算的出超？我们的机器难道不可以堪称奇迹？我们的议会制政府难道不是那些启蒙的外国人争相效法的典范？谁会怀疑这种进步将无限延伸下去？人们有种种理由相信，那个促成这种进步的科学与机械，将会继续产生更加丰盛的果实。在当时的世界，进步似乎是生活的一种普遍现象。



但是即使在当时，对于沉于思考者，与进步相对立的力量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些导致增长的规律也同样会导致衰退。总有一天，太阳会冷却下来，而地球上的生命也会消亡。动植物的时代不过是过热与过冷两个纪元交替中的一段插曲。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宇宙进步的法则，相反，由于能量的不断扩散，整个宇宙只有一个在平衡点上下振荡并缓慢下降趋势。从现在的科学观点看，这是最有可能的趋势，而对于我们这个幻想破灭的一代，这也是最容易被接受的。就我们现在所知，从进化论出发不可能产生一个对宇宙的终极持乐观态度的哲学。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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