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厦一边，攻击王海是卑鄙的利己主义者吗？仿佛卖假货的商厦是高尚的利他主义者。再如我们身边经常发生的例子：当你与商贩讨价还价时，对方不是经常振振有词地掏出这么一句：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二角三角钱争什么？仿佛只是你在为自己私利而斤斤计较，而他却成了毫不利己的慈善家。这一手是很厉害的，多数情况下，你要败在他的手下。在“斤斤计较”、“辎株必较”作为贬义词的话语系统中，中国人从来便羞于公开谈论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何况对方已经占据道德制高点了呢！就这样，道德成了有德者被损“失”利的禁箍咒，成了缺德者损人“得”利的通行证。德而不“得”，不德而“得”。这样的“道德”岂不恰恰不道德吗？

市场交易是利益交换，在简单的交换关系中，往往一方的损益即是另一方的增益，因此，这里只能用法规契约为公平尺度进行具体道德评价，而不能运用抽象的公德尺度笼统指责某一方是“损人利己”。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习焉不察，甚至包括知识分子自己，也经常把道德的板子打错对象！去年，某学者对一位较真的女记者“损人不利己”的道德批评便是典型的一例。那位女记者因面的司机收款不给票，力争了二十分钟，撒谎没带票的司机才不得不“屈服”，给了票。在这里，应当谴责的是司机，他收款不给票，是一种明显的损公利己行为。女记者为了执行一条非常简单的“规则”要回自己该得的利益：付款要票，而不得不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她是一个利益受损害者，怎么能给她扣上“损人”的帽子呢？再进一层说，她不怕掉价，不怕耗费精力维护自己哪怕细小的合法权益，以维护市场公平法则，制止各种公开的损人利己行为，这正是今天建立市场道德规范所迫切需要而为国人所非常缺乏的认真精神，我们应当为这样的精神鼓掌才是！

其实，当社会公德在市场领域中成为损人利己的工具的同时，真正需要社会公德的公共领域或政治生活中，却被引进市场经济原则，从而造成了社会道德水平的严重下降。譬如，当孩子落水家长向人求救时，被求者却首先索取报酬，致使落水者不救而死。这可能属于极端情况，但向问路者公开要索取报酬却早已不是新闻。至于把人民给予的政治权力也用来寻租，把党的组织原则也用来进行金钱交换，则更是政治腐败的表现。对此，人们早已深恶痛绝，我们无需多论。但问题严重性在于，人们在深恶痛绝的同时，却实际上已经将这种市场原则作为道德准则自觉认同，“子不言利”的中国人一下子走到另一个极端“言不及‘义’”——那些出于崇高道义的奉献行为竟被很多人认为是不真实或动机可疑或纯属傻冒的，一个义务奉献者的事迹登报后，会收到成千封索取“奉献”的信。而那些利用权力寻租行为却为道德舆论所容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早已成为“醒世恒言”“喻世名言”。这种道德错位的结果使那些损人损公利己者在寻租在受贿在公开损人利己时，不仅感受不到道德的压力，甚至可以毫不脸红地对那些拒绝行贿者进行道德攻击。某出版社编辑将一笔编辑费送给社外的特邀编辑，只因这位学者如数收起没有表示“意思”，这位编辑事后便逢人就讲这位学者“太不够意思”“太自私”！这种道德滑坡趋势的确是可怕的。

但我们并不能把这种可怕的道德滑坡归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到过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同志，回来后无不对那里的社会公德水平留下深刻印象。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德完全是可以同步发展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首先要从舆论上划清不同社会关系与道德规范的界限，提高公民的社会身份与道德角色转换的觉悟。与现代社会生活多元化相适应，现代人与传统人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每个人几乎都要在不同社会关系中担任不同的社会角色，遵循不同的社会道德规范。因此，现代人要善于随着社会身份的转换而随时进入不同的社会道德角色。一个商人在市场范畴内斤斤计较，唯利是图，不影响他在市场之外慷慨大度，唯义是举。一个国有企业干部，作为企业法人，当他进行经济交易时，只能以经济人身份出现，遵循市场道德。但当他以党员身份从事党的事业为人民排忧解难时，则理当奉行“无私忘我”的共产主义道德。一个工人，在政治上享有国家主人公的政治身份，并通过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但当他进入企业时，则必须签订劳动合同，按劳取酬，甚至可能被解除合同而失业。不能自觉地划清工人的两种身份，将政治身份带到经济领域中，这正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道德阻力所在。当然，由于不同社会领域之间、不同道德规范之间并不存在有形屏障，这种道德界限的划分和道德角色的转换完全需要靠主体的道德觉悟。对于习惯于社会身份角色一元化的中国人来说，要很快作到这一点是困难的，而这，正是我们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的着力点所在。



五



正如我们已经阐释过的，造成道德滑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道德的缺位与错位只是加剧了这种滑坡而已。实际上，在更大程度上，道德错位的加剧在于那些缺德者从中寻找缺德的借口：在市场经济中，用社会公德损人，而在公共领域中，又用市场原则谋私。对于这些人来说，决不是划清道德边界便可立地成佛改邪从善的。同时，道德理论的建设也不等于道德规范的建设，社会公德和市场道德规范的建设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它不仅包括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社会公德、市场道德规范的设计与普及，而更在于现代道德观念的确立和道德舆论的形成，这是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持续努力的。但道德边界的清晰和道德规范的明确，防止道德缺位与错位，却可以使我们减少目前道德批判的失误，使缺德者失去道德的保护，裸露在道德批判的锋芒之下，而使有德者的受到道德的庇护，能够伸张道德正义。这是现代道德体系建设的基础工程。否则，南辕北辙，我们所作的真诚努力不仅不能给中国改革和现代化进程提供有效的道德支持，甚至可能客观上防碍了两个文明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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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本文将商业道德与市场道德区分开来，是基于对商业道德特殊性的认识：商业道德既受市场道德的制约，又构成并影响公共道德，它属于特殊的职业道德。所以，本文不笼统采用商业道德概念，而只提性质明确的公共道德和市场道德概念。

②认识代价是为了减少代价获得最大价值，而不是放弃对价值的追求。譬如，人要学会游泳，是必然要付出代价的，海水浴场几乎每年都有人淹死，但这并等于我们不采取措施，眼看人们淹死然后归结为必然代价，或者因噎废食，劝人永远不再下海。

③在公共道德和历史道德领域中，道德规范都是有层次划分的，我将其称之为圣德、美德和常德。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期望“人人皆舜尧”，偏执于圣德即崇高，造成常德的缺位。详见拙文：《历史的误读与道德的偏执》《人文杂志》96年2期，及《审美价值系统》（人民文学出版社98年出版）。

④汪丁丁先生对“己所不欲，无施于人”阐释是正确的。“己所不欲，无施于人”在西方是遵从上帝意志的博爱道德规范，与个人好恶无关，而在中国是推己及人爱有差等的仁爱原则，是与个人好恶相关的（参见《改革》95年5期汪文：《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

⑤参见洪璞：《儒家经济伦理与徽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版》95年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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