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方式中，这意味着，合理的表达要经得起客观评价。……对有争论的运用要求所做的一切明显得检验，都要采取一种具有论证前提和充分要求的交往形式。”[17]说到底，理性就是一种维持交往和行动得以能够继续的能力。哈贝马斯的“合理性”观念是把理性从其高高在上的规范性的地位复位到生活世界的津梁，他对内在于理性之中的交互性的认识顺应了思想由理论领域向生活领域复归的潮流。他说：“从主体中心向交往理性的范式转变也鼓励我们再次恢复从一开始就伴随现代性的那种反话语。由于尼采对理性的激进批判不可能始终如一地沿着形而上学或权力理论的批判路线进行，所以，我们便转向走出主体哲学的另一条途径。一种正在崩溃的现代性的自我批判的基础也许能在其他前提下加以考虑，这样，我们就能公正地对待自尼采以来就被看做恶毒的、轻率告别现代性的动机。”[18]哈贝马斯关于交往合理性的另一条途径给我们更多史料上的启示，历史理性将逐渐在人类的交往中活跃起来，思想的复兴将承担起更为伟大的使命。



四、结语



理性的定位既是人类的自我重新定位，又是思想复兴的表征和开端。



历史上不绝如屡的理性探索者总结出了理性的能力的全貌：理性具备有效地选择手段的能力；理性能够协调个人和社会生活；理性把探求知识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目标；最后，理性是所有具有社会意义的主体的独立的道德源泉。[19]总之，理性的含义是丰富的，随着理性的不断复兴，新的内容必定会不断增加到理性之中去，或者反过来说，我们对理性性质的揭示和体会必将逐渐深入，正如波普尔说言，“这个‘世界’不是理性的，但将它理性化却是科学的任务。‘社会’不是理性的，但将它理性化却是社会工程师的任务。（当然，这不意味着他将‘指挥’它，或是集权化或是集体主义的规划是称心如意的。）日常语言不是理性的，但将它理性化，或至少保持它的清晰标准却是我们的任务。”[20]而从理论上说，是理性给予一切被称为“存有者”（Seiendes）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及最终的意义。因此如下公式就不可谓不简洁而且重要：“理性从自身出发赋予存有者的世界以意义；反过来，世界通过理性而成为存有者的世界。”[21]



别尔嘉耶夫从宗教的角度阐述了理性本质之神秘，在我看来，也顺便揭示了思想复兴的内在机制。他把理性分为“小理性”和“大理性”，他认为应当追求“大理性”，他说：“弃绝这个世界的理性――上帝的非理性，就是自由的而不是奴役和黑暗势力的最勇敢行为；弃绝小理性，克服逻辑的局限性而获得大理性，逻各斯就开始当令了。小理性是ratio，它是唯理论的，大理性是Logos，它是神秘的。小理性起切断部分的作用，大理性起完整精神生活的作用。……逻各斯观念本身是神圣的宗教哲学的观念，它与警察哲学、世俗哲学格格不入。”[22]如果一定要区分出理性的层次来，那么别尔嘉耶夫的分法倒是大可借鉴，即，“小理性”是ratio，“大理性”是logos，而对逻各斯的倾慕是几乎所有现代哲学家所共患的“怀乡病”，是思想复兴的征兆，或许只有在最古老最源始最根本的意义上理解理性这种logos才可能是问题的出路。现代与后现代的思想家都相信，摆脱危机的出路，就在于把灾难深重的现代文化重新放回到它的本然根基和应然道路上，具体说来，就是“与源头和根源重新结合”。思想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一种“结合”，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景象又必将给我们带来难以言表的激动和难以预料的成功。



思想的复兴在20世纪最后10年开始了全面的启动，它告别了喧嚣和愤世的解构主义，超越了后现代主义以“破”代“立”的暂时性、试验性理念，开始了平实、宽厚与祥和的建设历程，21世纪因此才有了一个可喜的开端，人类才有了实在的希望。



注释：



[1] 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王玖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52-53页。



[2] 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董友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0页。



[3] 里克曼《理性的探险》姚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页。



[4] 波普尔《开放的思想和社会》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5]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31页。



[6] 里克曼《理性的探险》，第25页。



[7]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01页。



[8]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第208页。



[9] 里克曼《理性的探险》，第9页。



[10] 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第57页。



[11] 伽达默尔《赞美理论》夏镇平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62页。



[12]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43页。



[13] 蒂里希《蒂里希选集》何光沪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第980页。



[14] 胡塞尔《胡塞尔选集》倪梁康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976页。



[15] 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第52-58页。



[16] 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第54-55页。



[17]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40页。



[18] 哈贝马斯《走出主体哲学的别一途径：交往理性与主体中心理性的对抗》汪民安等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1页。



[19] 里克曼《理性的探险》，第150页。



[20] 波普尔《开放的思想和社会》，第503页。



[21] 胡塞尔《胡塞尔选集》，第990页。



[22] 别尔嘉耶夫《自由的哲学》，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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