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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宪法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项重要人权予以保护，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项制度创新。它解决了历史上长期出现的种种宗教纷争。宗教信仰自由具有独特的价值：一方面，它解除了宗教斗争所带来的思想强制和教会依附，为个人自由特别是心灵自由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它承认并强化了限制国家权力的“高级法”观念，从而弱化了个人对国家权力的依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宗教恐怖主义败坏了宗教的名声，不利于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利的行使。尽管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宗教在过去的苦难和今天的种种冲突中并非完全无辜，但，宗教与恐怖主义并无必然联系。宗教在本质上反对暴力，宣扬和平与宽容。随着宗教恐怖主义越来越猖獗，我国应该尽快改变宗教立法滞后的现状，从而既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又有力地打击宗教恐怖主义。

　　「关键词」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 宗教行为 政教分离 宗教恐怖主义

　　宗教是对超人间、超自然权能的一种信仰。从考古学的发现来看，原始宗教大约出现在十几万年以前。[1] 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信仰自由已成为宪法所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但是，公民能够自由地从事宗教信仰方面的事务，还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在远古时代，为了谋取部落全体成员生存和发展的最大利益，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能否从自然界获得足够的食物和群体自身的繁殖能力，因而自然崇拜始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同时通过各种禁忌将这种崇拜和主持祈拜的酋长神化，并且也不允许异神崇拜的出现。在中世纪或者相对遥远的过去，宗教信仰自由更是一种神话，教派及教徒之间的流血斗争是家常便饭。[2]一直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才得以产生。杰斐逊1777年起草并为弗吉尼亚州1786年制定为法律的《宗教自由法案》成为世界上保护宗教自由的首部法律，而作为美国1787年宪法修正案的《权利法案》则使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保护走向世界。[3]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1年第77界国会上提出人类的四种主要自由——言论及表达自由、个人依其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困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则将宗教信仰自由提到了新的高度，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人权内容之一予以保护，则反映了世界各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初步共识。

　　但是自以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策划并实施了笼罩浓厚宗教色彩的“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中的宗教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广为关注的焦点。诸多学者认为，恐怖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新阶段，“新型恐怖主义主要以极权主义的宗教意识形态为基础”，“与旧恐怖主义以民族主义及社会革命为目标不同”。[4]恐怖主义的这种新变化使民众对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少人认为“911”事件是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的斗争，反对恐怖主义就是与伊斯兰教的一场战争，连布什也曾借用过“十字军东征”一说。

　　那么当科技高度发展、人类已经相对消除因物质贫乏带来的种种恐惧，而宗教又成为众多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大旗时，[5]宪法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予以保护，是否依旧具有十八世纪以来民众认同的价值基础？宗教信仰自由是否是宗教恐怖主义增多的根源？在反对恐怖主义的过程中，我们是否需要以及如何通过法律特别是宪法加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

　　一、宗教信仰自由是一项制度创新

　　美国宪法将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项重要人权予以宪法保护，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制度创新。这项制度在国家和宗教之间建立了“一堵隔离的墙”，[6]并为个人的内心思想自由划出了一块空间，从而解决了长期以来宗教之间的冲突以及宗教与国家政权之间说不明道不清的纷乱。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宗教裁判所与恐怖手段、深夜密捕及酷刑折磨是同义词。的确，在漫长的宗教历史上，宗教信仰不自由占据着较长的历史时期。伴随着这种宗教信仰不自由历史的，是宗教之间的斗争和对异端的审判及施刑——宗教裁判所[7]则是这种宗教信仰不自由的产物并使之强化的帮凶。打击宗教异端的种种做法（特别是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在某些方面改变了历史进程，影响了西欧的文化发展”，对经济和政治产生了全面影响。在经济方面，“商务活动和繁荣从宗教裁判所直接控制下的欧洲南部地区转移到别处去了”。 [8]另外，打击异端在行动上通常表现出较强的政治性。作为道德和自由思想裁判者的宗教裁判所，它行使的纯粹政治上的控制超过了神学和教牧事务。宗教裁判所作为历史上的“最高效的迫害系统”，在政治上的最主要危害是“对思想和个人自由的压制”。[9]在国际上这种压迫曾将宗教控制的大部分地区拖进了历史上“十字军东征”的战争之中，在国内则将国家权力直接卷入宗教之间的斗争。

　　然而，宗教信仰自由的出现却使不同的宗教和教派以及教徒之间产生了一种难得的和谐。在美国殖民地十三州中，宾夕法尼亚和纽约两州是唯一没有确立州教的地方。杰斐逊说：“我们的姊妹州宾夕法尼亚和纽约没有建立官方教会照样长期存在下来。他们在作这个实验的时候，这个实验是新的，并且是可疑的。它意想之外地成功了。这两个州无限地繁荣起来。宗教得到很好的支持……都足以保存和平与秩序……他们也并不为宗教上的意见分歧而更苦恼。相反的，和睦是无比的，而这只能归功于他们的无限的宽容……他们幸运地发现平息宗教争论的办法便是对他们漠然视之。”[10]作为人们在经历了长达几百年的宗教迫害和压迫后的一项制度创新，宗教信仰自由体现了诸多不可忽视的价值。

　　一方面，宗教信仰自由解除了宗教斗争所带来的思想强制和教会依附，为个人自由特别是心灵自由的实现提供了可能。

　　宗教裁判所以“维持正统”为名，对教义采取统一的官方解释，限制人们的信仰自由，要求每个人信仰一种特定的宗教。这势必导致如下后果：一是使已经获得支配世俗权力的宗教或者世俗权力支持的宗教居于一教独大的境地；二是教徒失去对教义理解的独立性。进而，使主持宗教事务的教皇、主教和教士成为一个垄断的职业阶层。教徒由于被剥夺了对教义的解释权而不可能直接与上帝对话，因而必须依附于布道或者牧师阶层。所以，异端斗争在名义上是试图保证宗教的纯洁性，在实质上则是为了保持既得的或者是重新获得教徒对牧师阶层的依附。所以，宗教迫害和压迫总是与宗教信仰不自由紧密相连。宗教信仰的不自由必然使教徒在宗教思想方面依附于权威教义，在宗教行动上受制于教皇通谕。

　　宗教信仰自由制度的出现最终消除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教徒在思想上和宗教行动方面的依附状态。宗教是对一种超人间力量的信仰，因而客观上不主张甚至反对人身依附，只要求个体对一种在世俗社会无踪无影却又似乎无处不在的非人格化主体表达足够的虔诚。宗教信仰自由则使每个教徒可以选择他认为值得崇拜的神并在生活中接受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感体验的指导。即使众多教徒信仰同一种宗教，宗教信仰自由也可以保证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与神交流思想和感情。宗教信仰自由使教徒在理解和体验宗教时居于一种主体地位，因而从根本上防止了由教士、牧师阶层对教义理解和宗教体验的垄断而导致教徒的心灵和人身依附，体现了宗教要求的对非人格化主体依附的本质。

　　宗教的这一本质直接导致了自由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的产生。韦伯认为，现代个人主义的主要源头之一就是《圣经》训喻——应更多地服从上帝，而不是人。他认为，禁欲主义者的秘密集会以及各教派反对父权主义独裁的斗争就体现了这一点。由此他还联想到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情况。他说：“清教民族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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