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各样的手段，以贯彻其目的。然而，用暴力威胁，也可能应用暴力，当然是它们的特殊的手段，而且到处都是最后的手段，如果其他手段失灵的活。不仅政治团体使用过和使用着暴力作为合法的手段，而且中世纪的某些情况下，氏族、家族、联合会也都是有权动用武器的。除了应用暴力（至少也是）为了保障其“制度”的情况外，政治团体还有一个特征。对于应用暴力的团体来说，只要切合那个特征，-不管是村庄、社区也好，或者甚至单个的家族共同体也好，或者行会团体或工人团体（“代表苏维埃”）也好-在这一点上它们应该叫做政治团体。

　　2、不可能通过指明其团体行为的目的来给一个政治团体-包括国家-下定义。从粮食供应到艺术保护，无不是各种政治团体偶尔追随的目的，从个人的安全保障到司法，无一不是一切政治团体追随的目的。因此，人们只能通过-在有此情况下，上升为自我目的的-手段来给一个团体的“政治”性质下定义，这种手段并非唯它独有，然而对它很特殊，对它的本质是不可或缺的：暴力。这并不十分符合语言的习惯用法，然而习惯用法没有精确化是不能用的。人们说帝国银行的“外汇政策”，一个协会领导的“财政政策”，一个社区的“教育政策”，并以此来说明对某一特定的事情进行有计划的处理和领导。人们以更具特的方式来区分一件事情的“政治”方面或深远影响，或者“政治”官员、“政治”报纸、“政治”革命、“政治”协会、“政治”党派、“政治”后果，区别于其他的有关的人、事、事件的方面或方式：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等等，-并以此来说明，与其他的与此无关的人、事、事件作对比，在（按我们的习惯用语）“政治”团体即国家内部与统治关系有牵连的一切事情，会导致实现或者阻碍或者促进这种关系的保持、变化和推翻。因此，在这个习惯用语里，也在手段即“统治”中，在国家权力如何实施统治的方式上，在排除统治所服务之目的的情况下，探索共同的东西。因此可以断言，以这里的论述为基础的定义仅仅包含一种对习惯用语的精确化，因为它鲜明地强调实际的特殊性：暴力（现实的或潜在的）。诚然，习惯用语称为“政治”团体者，不仅仅是作为合法适用的暴力本身的体现者，而且也包括比如旨在（包括特别不以暴力）对政治的团体行为施加影响的党派和俱乐部。我们想把这种方式的社会行为作为“以政治为取向的”行为，以区别于真正的“政治”行为（在第（12）节第3意义上的政治团体本身的团体行为）。

　　3、国家的概念值得加以界说，因为它充分发展，异常现代化，也符合它的现代的类型-然而又必须从我们正是现在所经历的、可变的内容的目的加以抽象化。当今国家在形式上的特点是：一种通过章程可以修改的行政管理和法律制度，（同样通过章程规定的）行政管理班子的团体行为的运行以这种制度为取向，它不仅要求适用于-基本上由于出生而加入到团体里的-团体的成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在被统治的地区发生的一切行为（也就是说，区域强制机构性质的）。然而除此而外，只有当国家允许或规定，今天还有“合法的”暴力（例如，允许家长有“体罚权”，这是从前一家之主拥有自认为合法的、直至握有对孩子或奴隶生杀大权的暴力的残余）。国家暴力统治的这种垄断性质，也正是当前暴力统治状况的一个基本的特征，正如它的合乎理性的“强制机构”性质和持续“运行”的性质一样。

　　4、对于僧侣统治团体的概念，可望祈求宗教救赎物的方式-现世的、来世的、外在的、内心的-并不构成决定性的特征，而是它们的施舍能够构成对人进行精神统治的基础这一事实。相反，对于“教会”这个概念来说，根据一般的（和适当的）习惯用语，它的特点是在其制度和行政管理班子的方式中表现出来的（相对而言）理性的强制机构和机构，“运行”的性质，及其所要求的垄断主义的统治。按照教会机构的一般追求，它的特点是僧侣专制的区域统治和（教区的）领土的划分，而这个问题应该分别情况作不同的回答：通过什么手段来强调这种垄断的要求。然而在历史上，实际的区域统治的垄断，对教会来说并不像对政治团体那么重要，而在今天根本不重要。“强制机构”性质，尤其是“以出生”入教会这一情况，使它区别于“教派”，教派的特征在于：它是“协会”，而且只能吸收在宗教上合格者个人加入。（进一步论述属于宗教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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