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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家族制度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天道观念与中国固有法系之关系》（5），进一步阐发了对中国法系基本精神和特征的看法。他在晚年时，还就儒家法学观念、家庭制度问题发表了内容深厚的带有总结性的论文。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证明，陈顾远对中国法系基本精神和特征的认识，不仅在认识的准确性、深刻性方面的贡献是杰出的，而且在影响的广泛性、特久性方面也是超越于大多数中国法律史学者的。
关于中国传统法律形式方面的问题，陈顾远分别论述了律、令、典、敕、格、式、科、比、例的源流演变和相互关系，为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发展解决了一些基础性的问题。
“总论”编在陈顾远的《中国法制史》一书中，占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是该书的主要部分，是陈顾远对中国法制史学科贡献最大的部分。
“政治制度”编论述了中国法制史上的组织法、选试法方面的内容。“狱论制度”编论述了历史上的司法制度、刑法制度方面的内容。“经济制度”编论述了历史上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商事制度和货币制度方面的内容。杨鸿烈和陈顾远都受教于思想史学和法制史学方面的名家大师，都吸收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法制史学的优秀成果，都写出了无愧于时代的中国法律史学著作。他们在三十年代出版的法制史学著作，不仅在内容上、观点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都能表明中国法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具有了初步独立的品格。可以说，他们的中国法律史学著作标志着中国现代法律史学奠基工作的完成。在他们之后，中国法律史学者无论是以时代为纲构建著作体系，还是以制度为纲构建著作体系，无论是从儒家法律观的角度，还是从家族制度的角度，或是从传统法律现代化的角度研究中国法制史，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他们著作的启发和影响。中华法系的整体研究水平，在他们手里，达到了一个不愧前人而光照后人的高峰。
三、现代法律史学在三个方面的发展
本世纪前四十年是现代法律史学的奠基时期，后六十年是现代法律史学的发展时期。从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现代法律史学的发展情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明。
（一）研究领域的扩展
法律通史的著述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大的发展，而且在内容、体系、观点等方面都有了大的变化。除了各种法律通史教科书外，八十年代以来，张晋藩一直倡导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6）。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现已出版两卷。从已出版的清代法制卷来看，其内容涉及清代的刑事、行政、经济、民事、外贸、民族、宗族、诉讼汉制等各个方面，体系庞大，观点也有创新，为中国法制通史的研究，提供了重量级的产品。《中国法律思想通史》多卷本亦由八十年代初期由李光灿、张国华倡导组织，列入国家六五规划。在张国华的主持下，于90年代初完成全部编写工作，交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 11卷 字。第一卷于1994年问世，其它各卷已完 成校样，等待印刷出版。这两种中国法律通史著作的编写，集中了当代比较优秀的法律史学者，吸收了法律史学界研究累积的多种优秀成果，在中国法律史学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巨大的里程碑。
断代法律史的研究，除了数量众多的论文之外，还出版了几种独立成书自成体系的著作。西周法制、秦代法制、隋唐法制领域都已有专书出版。由于各个朝代的法制涉及面很广，问题很多，靠一人之力，很难写出内容全面而准确的断代法制只书来，所以，现有的几种断代法律史著作，还需要进一步补充修订，方有可能走向完善。
部门法史的研究，肇于本世纪初。日本京都大学法学教授织田万于1903年，主持了台湾旧惯调查会交付的“清国行政法”的编纂工人。 衣据《大清会典》等史书编写了中国法律史上第一部行政法史方面的专著《清国行政法讯论》。中国法律史学者从现代行政法的角度认识中国行政法史，并编写有关的著作，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受到此书的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徐朝阳编写出版了中国刑法史和中国诉讼法史方面的专著（7〔。他以现代刑法和诉讼法的理论为指导构建著作体系，为现代刑法史和诉讼法史著作的编写奠定了基础。自八十年代以来，在现代部门法教学和研究发展的同时，各种部门法史的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已出版数种中国刑法史著作。法律史学者或从通史的角度，或从专题的角度，对中国刑法史进行了较为广泛也较为深入的研究。在刑事立法问题、罪刑关系问题、刑法原则问题和刑罚演变问题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中国民法史的著作也连续出版了数种。编写民法史著作的学者，比较系统地将历代成文法中有关民法的材料按照现代民法理论进行了整理分析，但未能从理论上真正说清楚历史上诸法合体、民刑难分的问题，也未能从习惯法和民俗法的角度去系统地全面地研究中国民法史。中国行政法史和中国经济法制史的著作也出版了数川，这两种部门法史著作，还需要将历史上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方面的材料加以更好的消化处理，并从法学角度埂 有力的理论分析，才有可能走向成熟。中国宪法史和中国诉讼法史的研究，正在进一步走向深入。根据现代部门法分立的理论去编写中国法律史著作，虽有使古代法制与现代法制紧密联系比较研究的长处，但也有强行割裂古代法制整体的弊端，造成强解古人削足适履的非历史后果。部门法史的研究，如何在既尊重古代法律体系和法律概念的同时，又有创造性的转化，不仅需要法律史学者在史料方面作更广泛更深入的考察，而且需要他们在法学理论上提出更加合理、更加令人信服的主张来。
专题法史的研究，涉及面很广。关于法律学派的研究，已发表有研究儒家法思想、法家法思想方面的论著。关于法制于人物和法学家的研究，已发表有研究孔子、薛允升、沈家本、孙中山等人的论著。关于法律形式方面的研究，已发表有研究明大浩问题、清代律例关系问题方面的论著。关于专门制于度方面的研究，已发表有研究秦代刑罚制度、明清司法制度、古代婚姻制度和古代监狱制度方面的论著。关于专门法领域的研究，已发表有研究清代宗族法、清代民族法和各少数民族习惯法方面的论著。专法史的研究是根据古代法律存在的实际情况所做的分类研究，是现代法律史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方面，也是中国法律史学发展和提高的基础所在。在专题法史方面进行系统性的、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工作，应成为中国法律史学者的当务之急。只有在专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厚的成果，获得了比较大的突破，断代法律史和法律通史以及部门法史的研究才会有可靠的依据和坚实的基础。现代法律史学在学科奠基工作完成之后，法律史学者要想在短期内又在宏观设计方面、体系建造方面开宗立派是十分困难的。可能要经过几代学者在专题研究方面更加实实在在的研究之后，在中观问题和微观问题方面更加细致深入的考察之后，才有希望出现新的开宗立派的法律史学大师。新的法律史学大师，一定要能整合历代法律史专研究的成果，写出真正能够贯通古今融会中西法律史学的巨著来，才会成为世界级的法学家，才会使中国法律史学象罗马法律史学那样，成为世界法学发展的基础学科之一。
在现代法律史学发展进程中，法律文献史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批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学者在出土秦汉法律史料的整理点校，在唐律疏议的点校注译，在明清法律史料的整理编辑，在历代刑法志的注释翻译等方面都有令人注目的成就。特别是法律史学家张伟仁就清代法制档案的整理研究，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认为，法典只是一个法制的设计大纲，就此所作的研究只能见到这法制静态的架构。审判纪录则是一个法制的运作痕迹，就此所作的研究可以见到这法蝗动静两态的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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