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必须习惯地服从“一个而且是同一个”明确的个人，或明确的个人构成的团体。

　　第三，一个特定社会为了形成一个政治社会，其成员的一般大众必须习惯地遵从一个“明确”和共同的优势者。非明确当事人不能表示或暗示地作出命令，或不能接受服从和臣服；非明确团体不具有团体行为能力，或作为团体能作出肯定或否定的举止。

　　第四，从上述可知，要建立一个政治社会，其民众必须习惯于服从一个特定和共同的优势者。但是，为了使特定社会成为独立的政治社会，这个特定的优势者必须“不”习惯地服从另外一个明确的人类优势者。


　　2，最高政府的种类

　　首先，奥斯丁把最高政府的种类分为两种：一个人的政府和若干人的政府。在每一个可以称之为政治和独立的社会里，要么是个体成员中的“一人”占有了主权权力，要么是主权权力为个体成员的“若干”享有，但其数目少于构成整个社区的个人数。换言之，每一个最高政府要么是一个“君主制”（严格意义），要么是“贵族制”（该词的一般含义）。

　　其次，奥斯丁的又把贵族制（该词一般含义）的政府区分为如下三种形式：寡头制，贵族制（一词的特殊含义）和民主制。如果主权数与整个社会数的比例极端的小，最高政府被称为寡头制；如果该比例小，但不是极端的小，那么这个最高政府称为贵族制（特殊含义）；如果该比例大，最高政府被称为平民，或称之为民主。但是同时，奥斯丁也承认，这三种形式的贵族制（一般含义）很难精确地区分开来，或使用一种明显的方法去区分。一个人认为是寡头制的政府对另外一个人会是一个自由贵族制；一个人认为是贵族制的政府对另个人会是狭隘的寡头制。一个人认为的民主制在另一个人看来是少数人的政府；一个人认为是贵族制的政府在另外一个人看来是多数人的政府。而且，主权数与整个社会数的比例可能在系列微小级别中处于任何一个点上。

　　3，主权权力的限制

　　奥斯丁认为，主权不受法律的限制。奥斯丁这里对实在法的本质特征（或实在法与非实在的区分）作了如下的表述：每一个实在法，或每一个简单和严格意义的法律，都是由一个主权人或团体直接或间接地为独立政治社会一个成员或若干成员设立的，其中那个人或团体就是主权或至尊。或换言之，它是由一个君主或主权体对其征服下的一个人或若干人直接或间接地设立的。既然来源于实在法的本质特征，来源于主权和独立政治社会的性质，所以严格意义的君主权力，或具有集体性质和主权能力的主权体权力，是不能受“法律”限制的。‘具有法律责任的君主或主权体’，‘从属于一个更高或优势主权’，或者说，‘负有责任的君主或主权体’，‘最高权力受实在法限制’，这些说法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但是，奥斯丁承认，主权不受法律的限制并不意味着主权体的成员不受法律的限制。集体地看，或看其总体特征，一个主权体是主权，是独立的；但是分别地看，个人和构成主权体较小集体臣属于他们在其中为组成部分的最高体。因之，虽然该体不可避免地独立于法律或政治责任，但是构成该体的个人或集体可以受该体制定法律的合法约束。

　　4，政府或政治社会的起源

　　在这个问题上，奥斯丁反对社会契约的国家起源论，而坚持边沁的国家起源于“习惯性服从”的理论。他说，社会大众对于政治政府的起源具有一种功利的观念，或者说，社会大众不喜好无政府状态。这在所有的社会都是共同的，或者对几乎所有社会都是共同的。几乎每一个政府都产生于这种一般原因：政治政府形成于的自然社会的大众极切地想逃离自然或无政府状态。如果他们特别地喜欢他们所服从的政府，那么他们的政府与他们特殊倾向相一致。如果他们不喜欢他们所服从的政府，那么他们的政府控制和操纵了他们的憎恨。

　　对于奥斯丁的主权说，我们可以作出如下评论：

　　1，奥斯丁的主权论的渊源分析

　　在主权论中，奥斯丁同样表现出了高度的明确性、严谨性和简洁性，以致于对它进一步的解释都有些多余。在准备法理学讲义的时候，奥斯丁的目的是“法理学十讲”，后由于种种原因，其法理学为六讲。实际上，奥斯丁是将原先准备的法理学后五讲浓缩为一讲，这就是第六讲的内容。第六讲的主题便是主权论，在篇幅上几乎占了其“法理学范围”一半的内容。而且，整个确立法理学范围的工作以主权论告终，也足以看出主权论在其理论中的重要性。

　　奥斯丁对主权，或所谓独立政治社会的本质特征的描述，主要是两个方面，即肯定方面和否定方面的联合。这两个方面都有其理论的渊源。其肯定方面的来源主要是边沁的主权理论，在边沁的《政府片论》和《法律概要》中，边沁就提出，主权的特征就在于臣民对于统治者的一种“习惯性服从”。因而，“习惯性服从”经常与边沁功利主义的主权说，或者功利主义国家起源说联系在一起。但将边沁零散和片言只语的观点系统化、精巧化和大量的解释，则是奥斯丁的贡献。这充分表现产了奥斯丁的逻辑才能和分析才能。在否定方面，其理论渊源则广泛得多。可以说，奥斯丁将自格老秀斯和霍布斯以来的主权说最大可能的抽象化之后，提出的主权论的否定因素，即，主权是一种最高的、不受法律限制的、永久的、排他的权力，等等。

　　在主权的种类，也就是所谓政体的划分方面，奥斯丁不同于自亚里斯多德政体以来的分类传统，也不同于孟德斯鸠的政体分类。其直接的来源实际上是霍布斯的思路。在霍布斯那里，社会的最高权力的掌握者，要么是主权者一人，要么是主权者的集体。由此，奥斯丁也将主权首要地划分为一人主权和若干人主权，也就是君主制和广义的贵族制。显然，仅此两类不能说明所有的政体形式，所以奥斯丁在广义的贵族制中，按照若干人的多少又分出了寡头制、狭义的贵族制和平民制。有了这四种主权形式，解释主权大致的种类已经不成问题。但要充分地解释现实的主权形式，特别是英国的政体形式，上述简单的分类又是不够的，所谓奥斯丁又采用了传统的“混合政体理论”，并按照他对主权的理解，批驳了若干非主权的组织形式。

　　主权不受法律的限制是一个古老的命题，这在崇尚命令、强制和制裁的奥斯丁那里，也没有什么新的变化。但有几点值得注意：1，宪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它只是一种实在道德。所以“违宪”只是道德上的问题。2，政府并无好坏之分，自由政府和专制政府的区分只能反映人的主观偏好。3，权利和责任相生相灭，严格地说，主权既不享有对臣民的权利，也不承担对臣民的责任。奥斯丁毕竟是属于19世纪的法学家，他的国际法和宪法不是严格意义的法律的观念，主权者不承担法律责任，不受法律限制的观念，都已经不符合变化了的现代社会的情况。因此他的许多理论只能成为一种历史的传统，或一种现代新理论的直接理论渊源去对待。

　　在主权起源论方面，奥斯丁的主要贡献是从一个逻辑主义者，或一个地道的逻辑分析实证主义者对风靡17、18世纪的社会契约论的批判。论证方法上的显著特点是：1，奥斯丁先确立自己主权起源论，并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然后以此为标准去评判社会契约论。因为这个缘故，他的评判有时显得不太充分。2，奥斯丁专门研究过罗马法，对“契约”有着专门的知识。因此他以契约作为严格的标准，去分析社会契约论的逻辑、语言和结构，从而否认社会契约论的错误之处。

　　2，后世的评说

　　奥斯丁对后世的影响，或者说后人经常提及奥斯丁的理论，是他的法律命令说和实在道德论，而不是他的主权说。因此，在奥斯丁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主权论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在西方法理学历史上，其主权论并不突出。只是后世的分析法学家和涉及分析法学的法学家们才对奥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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