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4年1月3日。

　　[6] [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 参见郑永流，前引文。

　　[8] 参见[德]拉伦兹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22页。

　　[9] 就此，日本学界的整体性把握和梳理较为成熟和客观，基本上没有某种知识的先知者“妙处难与君说”的作态。有关介绍，可参见[日]田中成明、竹下贤、深田三德、兼子义仁：《法思想史》，有斐阁1988年版，第214页。

　　[10] 严格地说，在德国的理论构成中，法学方法论只包含两个层面。这里的第一个层面关于“法学”的叙述，是笔者基于剖析“固有的误解”的需要而加以强调的。

　　[11] 参见郑永流，前引文。

　　[12] 参见拉伦兹，前引书，《引论》部分第1页。

　　[13] 顺便值得一提的是，在成熟的法治国家，“法学”大多指的均是这种“法律学”。即使是我国香港，也把school of law翻译“法律学院”，而不像我国大陆这样，由于在法学这种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中大规模盲目地推崇形而上思考，从而采用“法学院”的牌子，并曾有为“法律系”升格为“法学院”而欢呼雀跃的逸闻，更有把“法律系”称之为“法学系”的现实记录。其实，如果孟浪地说，即使“法学”比“法律学”在我等的观念中更高贵，但也未必比“法律学”更值钱。

　　[14] 该书不仅在论述的铺展中大量引证日本的学说，而且在附录《重要参考书目》中所附的25部清一色的日文文献，也可足见其学术上的渊源。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28页。

　　[15] 日本学者多采“法律学的方法论”之谓，在我国中文中应理解为“法律学意义上的方法论”，可简称“法律学方法论”。有关日本学者就此术语的沿用状况，实在俯拾即是，可参见[日]田中成明：《法理学讲义》，有斐阁1994年版，第22页以下；[日]平野仁彦、龟本洋、服部高宏：《法哲学》，有斐阁2002年版，第189页以下。

　　[16] 最早的论述可参见葛洪义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林来梵执笔的第十七章《法律方法与法的渊源》，第265页，。

　　[17] 参见[日]田中成明，前引书，第22页以下；另见[日]平野仁彦、龟本洋、服部高宏，前引书，第189页以下。

　　[18] 参见杨仁寿，前引书，第91页以下。

　　[19] 杨仁寿在《法学方法论》中虽谈及“研究法学之方法”，但仍是从传统意义上的法学方法论角度来谈，而非从作为学术研究的法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谈。参见杨仁寿，前引书，第91-96页。

　　[20] “方法问题的主要对象还是法院”。[德]B·魏德士著，丁小春，吴越译：《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01页。

　　[21] 大部分学科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方法上的独立性正体现在此第二个层次上。

　　[22] 在“法律方法—法学方法”对子中，法律方法是应用法律的方法，致力于实现既有的法律又生成新的法律，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实现正确之法这一法哲学的第二个基本命题，形成的是应用的法律观。该文对此概念的分析限于大陆法传统，并在广义的法律方法立场（狭义的法律方法仅指法律解释）上展开的。该文为突显应用法律观，而对法律方法的称谓加以强调。法学方法是研究和预设法律的方法，主要着眼于什么是法律的本体性理论，即关注的核心是何谓正确之法这一法哲学的第一个基本命题，形成的是预设的法律观。它们在领域上明晰可分，但由于前者也同时具有后者的主要功能，即回答了什么是法律的问题，在主要功能上有重合。参见郑永流，前引文。

　　[23] 当然，也存在“固有的误解”作祟的可能，例如：将宪法学方法论误解为研究、学习宪法的方法，这些倾向同样值得斟酌。

　　[24] 例如杨仁寿先生将法学方法论视为法理学中最主要的部分之一；（杨仁寿，前引书，第92页）卓泽渊主编的《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亦专章论述了法学方法；吕世伦、文正邦主编的《法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专篇论述了法学方法论，属于国内学者中就法学方法论研究较为详细的著述。

　　[25] 拉伦兹，前引书，《引论》第3页。

　　[26] The foundations for such answers are shared understandings about language， social contexts and values. See Kent Greenawagt， Law and Objectiv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33.

　　[27] 关于法律诠释学与法律解释学的内涵与关系，参见郑永流：《出释入造-法律诠释学及其与法律解释学的关系》，《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

　　[28] 石元康：《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台湾）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29] 即使在正视了价值与事实永的银汉相隔之势后，人类也从未放弃寻找逾越媒介的尝试。

　　[30] 以上参见林来梵，前引书，第13页。

　　[31] 确定的时空要素是法律程序的要求，确定的框架是指有效法秩序的框架内，确定的判断的典型是非此即彼的判决结论。“四个确定”在不同种类的法律论辩中的程度体现是不同的。但总的来说，由于普通实践论辩存在无法保证总能得出确定的答案，使得法律论辩成为必要；而法律论辩是通过确定的时空要素和确定的框架来保证这一点的；其中，正是基于确定的框架这一特征，阿列克西将法律论辩作为普通实践论辩的特殊情形。参见[德]R. 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272页、第353页。

　　[32] 参见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0-91页。

　　浙江大学法学院·林来梵 郑磊

　　[内容摘要] 将法学方法论视同于法学研究的方法是我国法学界的一个“固有的误解”。如果立足于广阔视角下的国际学术界的理论积淀，厘清几个相关的概念，就会发现：“法学方法论”其实可转换为“法律学方法论”这一概念，它在内容上包括有关法律方法、对这种方法的外向性的哲学探究以及法学研究方法这三部分理论，其本身又构成法理学－法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法学理论中的确立，与其说必须具有一个特定先在的价值立场，不如说它只是具有某种可反证的、因而也是可替代的哲学立场。

　　[关键词]法学方法论，法律学方法论，法学研究方法，哲学立场

　　一、问题之所在

　　综观当下的国际学术界，无论是注重实践思考倾向的“法律方法”，还是注重哲学思考倾向的“法学方法论”，均已拓入颇深，而在我国这个漠视方法的文化中却一直命运堪忧。这种现象虽在近年有所改观，但是在总体上仍未达到一种可称之为“方法论上的觉醒”的境界。[1] 可以说，作为“舶来品”的法学方法论，直到近年才逐渐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但即使对于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仍存在着固有的误解和无谓的争论，其中之一就是：法学方法论是法学研究的方法论吗？

　　这一质疑，实际上可牵引出一系列相关的问题：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学方法论的关系如何？法学方法论在法学（或法理学）学科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相位？法学方法论是否必然具有一个特定的先在的价值立场？诚然，这三个派生性的问题，有的已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有的仍在有限的共识基础上进行着前沿的论争，但即使是其中的那些具有广泛基础的共识命题，在我国都需大声诉说。

　　本文试图尽可能立足于一个较为广泛的视角，就以上这些基本的问题进行一次初浅的思考。当然，在此需要预先交待的是，也许是因为限于我等的能力，当这种思考开始时，笔者发现：即使是这些方法论中基本的问题，也委实要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二、为什么是“法律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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