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斐阁2002年版，第189页以下。

　　[16] 最早的论述可参见葛洪义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林来梵执笔的第十七章《法律方法与法的渊源》，第265页，。

　　[17] 参见[日]田中成明，前引书，第22页以下；另见[日]平野仁彦、龟本洋、服部高宏，前引书，第189页以下。

　　[18] 参见杨仁寿，前引书，第91页以下。

　　[19] 杨仁寿在《法学方法论》中虽谈及“研究法学之方法”，但仍是从传统意义上的法学方法论角度来谈，而非从作为学术研究的法学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谈。参见杨仁寿，前引书，第91-96页。

　　[20] “方法问题的主要对象还是法院”。[德]B·魏德士著，丁小春，吴越译：《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01页。

　　[21] 大部分学科的自主性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方法上的独立性正体现在此第二个层次上。

　　[22] 在“法律方法—法学方法”对子中，法律方法是应用法律的方法，致力于实现既有的法律又生成新的法律，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实现正确之法这一法哲学的第二个基本命题，形成的是应用的法律观。该文对此概念的分析限于大陆法传统，并在广义的法律方法立场（狭义的法律方法仅指法律解释）上展开的。该文为突显应用法律观，而对法律方法的称谓加以强调。法学方法是研究和预设法律的方法，主要着眼于什么是法律的本体性理论，即关注的核心是何谓正确之法这一法哲学的第一个基本命题，形成的是预设的法律观。它们在领域上明晰可分，但由于前者也同时具有后者的主要功能，即回答了什么是法律的问题，在主要功能上有重合。参见郑永流，前引文。

　　[23] 当然，也存在“固有的误解”作祟的可能，例如：将宪法学方法论误解为研究、学习宪法的方法，这些倾向同样值得斟酌。

　　[24] 例如杨仁寿先生将法学方法论视为法理学中最主要的部分之一；（杨仁寿，前引书，第92页）卓泽渊主编的《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亦专章论述了法学方法；吕世伦、文正邦主编的《法哲学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专篇论述了法学方法论，属于国内学者中就法学方法论研究较为详细的著述。

　　[25] 拉伦兹，前引书，《引论》第3页。

　　[26] The foundations for such answers are shared understandings about language， social contexts and values. See Kent Greenawagt， Law and Objectiv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233.

　　[27] 关于法律诠释学与法律解释学的内涵与关系，参见郑永流：《出释入造-法律诠释学及其与法律解释学的关系》，《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

　　[28] 石元康：《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台湾）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第186页。

　　[29] 即使在正视了价值与事实永的银汉相隔之势后，人类也从未放弃寻找逾越媒介的尝试。

　　[30] 以上参见林来梵，前引书，第13页。

　　[31] 确定的时空要素是法律程序的要求，确定的框架是指有效法秩序的框架内，确定的判断的典型是非此即彼的判决结论。“四个确定”在不同种类的法律论辩中的程度体现是不同的。但总的来说，由于普通实践论辩存在无法保证总能得出确定的答案，使得法律论辩成为必要；而法律论辩是通过确定的时空要素和确定的框架来保证这一点的；其中，正是基于确定的框架这一特征，阿列克西将法律论辩作为普通实践论辩的特殊情形。参见[德]R. 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61-272页、第353页。

　　[32] 参见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0-91页。

　　浙江大学法学院·林来梵 郑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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