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视为哈贝马斯话语伦理学在法律过程中的应用。正如我上面所提到的，形式主义与实质主义在哈贝马斯道的德哲学上存在着极大分歧，巴尔由此站在论争一方的立场上对话语伦理学对刑法领域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在刑事法庭上，有关道德正当性的话语要求占据着中心位置，它提供了一个对哈贝马斯论证理论进行应用的重要场所。同时，巴尔也认为，哈贝马斯的程序模式也需要根据人权要求细化为判断法律判决正当性的实质内容或最终标准。

　　最后，伯哈德。皮特斯（bernhard Peters）在其文章中，试图在分清内在（或意义取向）视角与外在（或系统理论）视角的基础上以一种重构性的方法分析法律的二元性。这种方法的前提是承认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与系统二分的观点，选择一种内在参与者的视角去分析法律的意义。在讨论了哈贝马斯最近对这种重构可能性的论述之后，皮特斯认为作为哈贝马斯所建议的民主程序（集体自由）现实化的制度担保过于狭隘地集中于程序要求，却是以牺牲某些实质性的权利与原则要求为代价的。此外，在转向法律研究的经验方法时，皮特斯认为，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区分以及将规范理论与经验理论的整合，事实上导致了一种不合理的特殊二元论。因此，皮特斯建议采用一种分析方法，以此来揭示法律作为一个同时包含着意向性和非意向性机制或过程的复杂体的特征。

　　[注释]

　　[1] 但这并不意味着哈贝马斯的法律思想尚未得到欧洲以外的学者的关注。欧洲以外对哈贝马斯法律思想作一般性介绍与评论的著作，可以参见： Brand （1987）； Eder （1988）； Haarscher （1986）； Murphy （1989）； Preuss （1989）； Raes （1986）； Scheuerman （1993）； van der Burg （1990）。 同时，我们也可以在美国法律与社会传统中找到受哈贝马斯理论影响的经验性研究，他们的关注点十分广泛，比如女权主义法学（Cole， 1985），环境法（Northey， 1988），法律解释 （Hoy， 1985； Mootz， 1988）， 法律共同体的职业角色（Dan-Cohen， 1989）， 以及立法与宪法管制的分析（Feldman， 1993； Felts 和 Fields， 1988； Leedes， 1991； Solum， 1989）。更多的文献可以参见本书的参考数目。

　　[2] 尽管哈贝马斯的著作知识广博而不易理解，但是仍然有很多导论性质的文章与书籍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哈贝马斯的基本思想。这方面最有价值的仍然是麦卡锡对哈贝马斯所作的研究，特别是其中他对哈贝马斯早期作品的理论基础与发展轨迹所作的梳理的 （McCarthy， 1978）。 对哈贝马斯最近作品的介绍可以，参见： Brand （1990）； Holub （1991）； Ingram （1987）； Rasmussen （1990a）； Roderick （1986）……

　　[3] 哈贝马斯最近接受批评者的意见对其话语伦理学的早期观点（Habermas，1990a： 43-11 S）作了修正（Habermas， 1993）。对哈贝马斯道德哲学的一般介绍，参见Ferrara （1986）； Heller （1 984-S）； Rasmussen （1 990a： S6-74）； Tuori （1989）。对其道德哲学的成功与不足的谈论，参见Benhabib 和Dallmayr （1990）； Kelly （1990a）； Rasmussen （1990b）。

　　[4] 有关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虽然坚持严格的程序观点但仍然含有实质性的规范主张的批评，可以参见Benhabib （1990）； Kelly （1990b）； Tuori （1989）。

　　[5] 有关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的非决定论形式主义特质以及难以适用的批评，可以参见Dlbert （1990）； Dwars （1992）； Günther （1989； 1990）； Heller （1984）； Pettit （1982）。 这一问题对法律研究的影响可以参见阿列克西（1992； 1993）与古瑟（Günther ，1993）之间的谈论。对哈贝马斯法律理论中的人权思想的讨论，参见Mullen （1986）。

　　[6] 对批判法学研究基本观点的介绍，可以参见， Fitzpatrick 和 Hunt （1987）； Unger （1986）。 哈贝马斯对批判法学的研究方法的评论 （e.g. Habermas， 1988； 1992a： 261 ff.）， 以及有关哈贝马斯与批判法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参见 Belliotti， 1989； Hoy， 198S； Husson， 1986； Ingram， 1990； 以及Rasmussen， 1988，1990a）。

　　[7] 哈贝马斯对批判法学研之批评的潜在议题就是所谓的“执行性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执行性矛盾就是论据的内容与论证自身的必要前提相冲突 （参见Habermas， 1990a： 80-2）。 哈贝马斯经常以这种相似的模式来批评解构主义与后现代理论 （参见Habermas， 1987b）， 以及用相同的论证来反对米歇尔。福柯 （Habermas， 1987b： 238-93； 1989a： 173-9； 参见Jay的讨论， 1992）。

　　[8] 对尼克拉斯。卢曼理论的讨论已经超出了这个导论的范围。有关卢曼法律理论的详细内容，参见Luhmann （1985； 1992）。哈贝马斯已经对卢曼思想的系统理论基础（Habermas， 1987b： 368-85）以及对法律研究的消极影响（Habermas， 1988： 251-60）作了批评。Holub （1991： 106-32）对哈贝马斯与卢曼之间的主要理论分歧作了清楚的说明；对他们的法律观点的比较性讨论，可以参见Eder （1988）； Teubner （1983； 1989）。

　　[9] 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早期法律观点的批评，参见Raes （19 86）； van der Burg （1990）。

　　[10] 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早期法律观点的批评，参见Raes （19 86）； van der Burg （1990）。

　　参考文献

　　[1] Alexy， Robert （1989a） A Theory of Legal Argument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 Alexy， Robert （1989b） ‘On Necessary Relations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Ratio Juris 2： 167-83.

　　[3] Alexy， Robert （1990） ‘Problems of Discursive Rationality in Law’， in W. Maihofer and G. Sprenger （eds） Law and the States in Modern Times.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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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Belliotti， Raymond A. （1989） ‘Radical Politics and Nonfoundational Morality’，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9： 33.

　　[7] Benhabib， Seyla （1990） ‘In the Shadow of Aristotle and Hegel： Communicative Ethics and Current Controversies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in M. Kelly （ed.） Hermeneutics and Critical Theor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8] Benhabib， Seyla and Dallmayr， Fred， eds （1990） The Communicative Ethics Controvers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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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Cole， David （1985）‘Getting There： Reflections on Trashing from Feminist jurisprudence and Critical Theory’， Harvard Women‘s Law journal 8： S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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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D？bert， Raine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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