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为文回应，并且将这些文章收录在他的第二本论文集《原则问题》（A Matter of Principles， Oxford Univ. Press， 1985）一书里。在该书中，Dworkin从强调谈法律以及道德客观性问题是无意义的，一直到转而正面肯定正确法律答案，就是客观上对的法律答案的立场，已经很明显认同道德客观论的看法。（参见：A Matter of Principes， chs.5， 6， 7）这个立场随着《法律帝国》出版，被更进一步扩大与强化，除了本文正文中所指的整全性概念，为诠释法律实践的客观政治道德原则之外，Dworkin更针对道德怀疑论者对其客观论立场的强烈质疑，提出强力反击。他指出怀疑论 一 特别是内在怀疑论（internal skepticism）一的主张，本身即为自相矛盾的伦理学理论。由於这部份并非本文所关切的主题，因此不做进一步讨论，读者如果想更深入瞭解Dworkin的回应，可参见 Law‘s Empire， pp76-85， pp266-71.此外，1996年Dworkin於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季刊上，发表一篇名为“Objectivity and Truth： You’d Better Believe It”的文章，该文可说是对他在法律、政治、以及道德哲学领域的客观论立场，提出一个总结式的完整理论，非常值得研究Dworkin思想的学者再三斟酌与参考，参见25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996）， p87-139.

　　[30] 这正是贯穿本文的核心论旨：法律原则是存在的，它是原则的一种类型，是法官在具体司法推理过程中应该加以考量的规范性理由，不过它不是法律。笔者将这种消极地主张法律原则并非有效法律的理论，称之为「消极的法律原则理论」（Negative Theory of Legal Principles），以与主张它是法律一部份之「积极的法律原则理论」（Positive Theory of Legal Principles）相互对照。关於这两种理论的实质区别，请参照本文第肆部份以下的内容。

　　[31] 在註20中，笔者论及原则的可证立性特徵具有内外两种面向，前者不以道德证立性为必要，后者则必然指涉一定的道德意涵。同样地，法律原则亦具有这两种不同面向的可证立性格。其内在规范内容并不当然蕴含道德价值，然其存在本身，则含有证立法治价值的伦理评价意义，在本文的最后一部分，有更为深入的讨论，故於此不做详述。

　　[32] 11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82）， pp139-64.随后收录於Cohen， RDCJ， pp28-48.

　　[33] 这两篇文章分别是：“Authority and Reason”， 收录在Robert George所编， The Autonomy of Law： Essays on Legal Positiv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以下简称George， Autonomy）， pp287-319；以及“ Incorporationism， Conventionality， and Practical Difference Thesis”， 4 Legal Theory （1998）， pp381-425 （以下简称“ICPDT”）。

　　[34] 德国法理学家Klaus Fuber将这两种不同意义的分离命题主张，分别称之为可谬性命题（fallibility thesis）以及中立性命题（neutrality thesis）。参见：Klaus Fuber， “Farewell to ‘Legal Positivism’： The Separation Thesis Unravelling”， in George， Autonomy， pp121-2.

　　[35] Nigel E. Simmonds， “Imperial Visions and Mundane Practices”， 46 Cambridge Law Journal （1987）， pp465-88， at p472.

　　[36]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349 U.S. 294 （1955）。

　　[37] Plessy v. Ferguson， 163 U.S. 537 （1896）。

　　[38] 对於整全法理论内在矛盾的批评，Dworkin可能提出两种论点加以反驳：第一，无论在邪恶或是公正的法体系，法官总是能够从所有通过法律适切性面向的多种法律诠释当中，过滤出最契合平等关怀与尊重原则的最佳证立解释。或者，第二，经由建构诠释方法所得出之判决结果，凡与整全性的平等原则相违背者，皆为错误的判决（erroneous decisions）。第一种反驳论调乃是举证上的问题，必须由Dworkin自己承担这项举证责任，说明在哪些具体困难案件中，法官并未穷尽所有符合适切性要件的可能解释，以致造成判决违背整全性平等原则的结果，否则这样的辩驳可说是毫无根据与说服力的。基本上，笔者认为Dworkin根本不可能对每一个有争议的判决，皆能提出尚有漏网之鱼解释的有力证明，唯一可行的方式，乃是将平等原则形式化（formalization），也就是主张整全法之本体性内涵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平等概念，只要通过法律适切性面向以及道德证立性面向的筛检，所导出之最后的法律解释，即为整全法的平等原则解释。然而如此一来，不仅整全法的本体论论述无存在之必要，同时形式平等原则也会因为本身只是一个空泛概念，必须依附在特定道德价值的恣意判断之上，而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评价标准，评断司法裁判的对错与妥当性。关於批评整全法只是一种形式平等概念的主张，可参见：Michael Moore， “Legal Principles Revisited”，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867-91， at pp881-2.

　　Dworkin第二种可能的反驳论点（主张违背平等关怀原则的判决为错误判决），同样无法化解整全法理论的内在矛盾。不但如此，反而会进一步瓦解其建构诠释方法的理论妥当性。笔者所持的理由如下：如果经由适切性与道德证立性判准所过滤出的建构法律诠释，无法满足平等关怀及尊重原则的要求，那么法官就没有必要受过去立法以及司法判决史的形式限制，直接依照可以完全证立平等理念的最佳道德原则审理系争案件即可。如是，建构诠释的解释法则，特别是法律适切性的诠释要件，即无存在的必要。可是如此一来，Dworkin的整全法理论无疑形同破产，因为其法理论的实质内涵，将与他一再批判的法实用主义（Legal Pragmatism）的理论，无任何差别。（笔者按：Dworkin所抨击的法实用主义，乃主张法官可不受制定法与判例之拘束，而依其个人所认知的最佳正义及道德理念判案。参见：LE， pp151-64）关於这一点，Alexander与Kress也提出类似的批评，不过他们二人的批判重点在於，法官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可以把过去被认为道德上不正确的司法判决解释，做为当下系争案件的裁判依据。所以他们认为，整全法乃是对过去历史妥协，而放弃寻求最正确道德判决的法律诠释理论。相对地，笔者则是强调，如果Dworkin一方面把过去某些判决视为违背整全法理念的错误裁判，他方面又无法举证法官尚未穷尽所有可能的合格法律解释时，不啻承认法官无须受到法律适切性面向的节制，而可直接依照其所肯认的整全法原则审判。如是，无异彻底摧毁整全法诠释法学的方法论基础。关於Alexander 与Kress的相关批评，请参见，“ALP”， pp 308-26/768-85.

　　[39] 明确区别法律上的可适用规范以及法律上的有效规范，除了有助於釐清法律原则的属性及其定位之外，另一个重要实益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规范继受的问题。简单的说，在新旧法律体制交替之际，许多旧有法体制的有效法律规范，在新的法体制是否继续有效，不无争议。此时，如果将旧法视为新的法体制中可以加以适用的规范，而不必勉强解释为当然继受的有效法律规范，这个问题自然可以迎刃而解。参见：Jose Juan Moreso and Pablo E. Navarro， “The Reception of Norms， and Open Legal Systems”， in Stanely L. Paulson and Bonnie Litschewski Paulson， eds.， Normativity and Norm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Kelsenian Them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pp285-91.

　　[41] 非常感谢谢世民教授提出这方面的质疑，让我得以深入反省这个问题，而做更详尽的论述。

　　[42] Jeremy Waldron， “The Need for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857-65， at p857.

　　[43] Ibid.， pp859-61.

　　[44] Neil MacCormick， “Rhetoric and the Rule of Law”， in David Dyzenhaus， ed.， Recrafting the Rule of Law： The Limits of Legal Order （Oxford-Portland Oregon： Hart Publishing， 1999）， pp163-77， at p163.

　　[45] Ibid.， p165.

　　[46] Ibid.， pp172-7

　　庄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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