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上之公益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第160页，三民书局1997年版。

　　[17] 沈宗灵主编《法理学研究》第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8] 薄贵利著《国家战略论》，转引自刘莘、陶攀：《“公共利益”意义初论》，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4年会论文。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0] 颜运秋、石新中：《论法律中的公共利益》，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21] 谢永豪、谢卫东：《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启示》，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22] 如我国学者孙笑侠认为，社会利益包括：（1）公共秩序的和平和安全；（2）经济秩序的健康、安全及效率化；（3）社会资源与机会的合理保存与利用；（4）社会弱者利益（如市场竞争社会中的消费者利益、劳动者利益等）；（5）公共道德的维护；（6）人类朝文明方向发展的条件（如公共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参见孙笑侠：《论法律与社会利益》，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

　　[23] 这种社会与国家高度融合的情况，并非一种历史现象，在国家不适当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比如，前苏联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我国改革开放前曾经实行的计划经济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利益、统治阶级的利益取代了“普遍的人”的利益，造成生产力水平的萎缩和社会活力的下降。因此，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国家权力撤出经济生活，社会与国家才开始分离，因此在《民法通则》等私法中出现“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述正是这种分离的表现。

　　[24] 鉴于集体利益的性质的这种不确定性，笔者认为，与其将公共利益分为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不如德国学者沃尔夫的一种分法更加科学，沃尔夫将公益分为普通公益和特别公益，所谓普通公益是国家及地方之公法团体的利益，这种团体的成员数量较为庞大，并且，这些团体可以视为一个由其构成成员所形成的功能和秩序的单位。所谓特别公益，是指地区内，以及国内其他有某些特别功能的团体，例如工会等的利益，这些团体的构成成员是较小范围的人群，参见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第20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这种分类方法解决了不断地区分集体利益的公共性和个别性的问题。

　　[25] 夏征农主编《辞海》（缩印本）第34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

　　[26] 同上第1102页。

　　[27] 同上第925页。

　　[28]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主编《法律辞典》第1368页，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9] 胡锦光著《中国宪法问题研究》第170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30] 关于公益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德国学者Klein认为，虽然每个价值标准，可以形成一个公益，因此在一个公益的标的之上，可能同时存在几个价值标准，但是，这并非公益的冲突问题，因为不可能已能成立了几个公益之后，再选择一个最优的公益，而淘汰其他的公益，而毋宁是说，就诸多存在、待斟酌的价值标准之中，选择一个最优先考虑的价值标准，而后方形成公益。参见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第20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对此，笔者表示赞同，因为公益之间的冲突往往是拟制的，即在观念层面发生的，并非现实的，所以用“公益的选择”而非“公益的冲突”可能更切贴。至于一些学者所说的，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冲突，笔者认为，这种冲突的性质已然不是公益之间的冲突，而是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冲突，因为面对更大范围、人数更多的国家和社会来说，集体利益就带有个别的性质了。

　　[31] 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第39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2] 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第1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3] 一些德国学者，如Kruger、Leisner认为，公益与私益是并行的、相成的概念，公益由多个私益组成，国家保障私人的生命、财产及健康，就是公益的需求，所以，保障私益也符合公益。公益与私益之间不存在冲突。参见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第20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我国学者张千帆也持相同的观点，参见张千帆：《“公共利益”的困境与出路——美国公用征收的宪法解释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4年会论文。笔者认为，公益与私益的关系，并非完全截然对立，但是，所谓的公益与私益的冲突，却专门指这种截然对立的特殊情况，如伊拉克战争中恐怖分子劫持人质，要求撤军。到底是保护人质的个人利益，还是保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就必须作出选择。

　　[34] 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第203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5] 美国学者皮文睿认为，权利在性质上是伦理主义的，而利益是结果主义或功利主义的。参见皮文睿：《论权利和利益即中国权利之旨趣》，载夏勇主编《公法》（第1卷）第105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6] “量”上的衡量已经不能作为公益限制基本权利的一个理由，这是因为基本权利凭借的是自身较高的道德自足性，而非功利主义上的“量”的算计。如果允许多数人的利益侵犯个人的权利，它降低了作为个人的个体的道德价值。参见同上书第106页。

　　[37] 公益之所以不可能转化为多数人的权利，这主要在于，近代“权利”术语出现时所附带的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即所谓的权利，就是指个人的权利，失去了个人主义的背景，抽象的谈论权利就失去了意义，甚至可能受到滥用，成为国家在高谈权利的幌子下侵犯个人权利的借口。参见张千帆著《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第463页，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38] 林来梵、张卓明：《论权利冲突中的权利位阶——规范法学视角下的透析》，载《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39] 参见法治斌著《人权保障与释宪法制》第257—258页，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

　　[40] 参见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第472－48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1] 何禹钦、陈芳：《铁本之乱》，载《财经》2004年第10期。

　　[42] 曾鹏宇：《嘉禾拆迁事件，谁在撒谎》，载《北京青年报》2004年5月22日。

　　[43] 包丽敏：《政府发出强制搬迁通知书，老人手持宪法进行抵制》，载《中国青年报》2004年4月5日。

　　[44] 《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只是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45] 朱道林、沈飞：《土地征用的公共利益原则与制度需求的矛盾》，载《国土资源》2002年第11期。

　　[46] 陈恩仪：《论行政法上之公益原则》，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第180页，三民书局1997年版。

　　[47] 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第478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8] 此处参考了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第285—286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9] 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上）第158—15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0] 参见姜明安：《法律界定“公共利益”涵义和范围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4年会论文。

　　[51] 陈恩仪：《论行政法上之公益原则》，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第177—178页，三民书局1997年版。

　　[52] 参见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第479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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