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学术界就曾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建国大纲等内容溶入行政立法的改革和行政法学研究之中。赵琛在《行政法各论》中对这种努力作了总结：

　　“立法之制度，各国均由民选议员组织国会，而我国现制，则立法院构成政府机关之一部，立法院院长，为政府所任命，而立法委员，又由立法院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以为任免，是与各国国会制度，大有异也。唯此制仅为训政时期之临时制度，经数年试验之后，则知在理论上，亦有相当之价值。”[15]他认为中国的这种做法，具有避免党派极端争执、程序简捷以减少纠纷与牵制、常年开会利于法律制定等优势。[16]

　　白鹏飞在《行政法大纲》一书中，在谈到中国行政法院之变迁时也提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中国本来模仿德国和日本的体制，单独成立了行政法院，以解决行政纷的处理。但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之后，以五权宪法原理为指导，行政法院隶属于司法院，遂失去独立之性格。这是中国行政法院体制既借鉴外国经验，又结合本国实践的一个创造。

　　第二，比较重视方法论的研究。比如，范扬在《行政法总论》一书之序言中主张，行政法学既然是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就应当以行政法的内涵及法律学的方法来建设，就应当吸收当时在国际上流行之纯粹法学的方法，对行政法作纯法学的分析，不过多地以超验的价值判断来评论法律，并排除行政学或政策学对行政法研究的干扰。

　　赵琛在《行政法总论》中也说在行政法研究中各位学者都很重视方法论的运用借以构建行政法总论和各论的体系。但目前还没有比较完善之方法。在《行政法各论》中赵琛进一步指出，在行政法各论研究中学术界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按照国家事务的法律关系别其性质之异同，而分类研究之。依此种方法一般将行政法各论分类为法人法、公法上之物权法、公法上之对人权等加以解释。二是不问法律关系之性质如何惟视国家事务之目的及实质而分类研究之。多数学者采用此法。

　　赵琛认为初看似乎第一种方法比较合理但现行法规庞杂无系统法律关系相同者颇多断片散见于各种法规之中将其抽象、提练、综合困难甚多。而现行制度中央行政机关多采分职制职务权限各有规定故依第二种方法虽在法理上有缺陷但比较容易解析各种行政机关的性质和功能。故赵琛也采用了第二种方法参照五权制度分为纯粹行政、立法行政、司法行政、考试行政、监察行政五部将纯粹行政又分内政、外交、实业、财政、教育、军事、交通等七编。[17]

　　第三，比较行政法的研究占有一定地位。中国引进的第一本外国行政法著作就是美国葛德奈原著、日本浮田和民日译、白作霖汉译的《比较行政法》（东京译书社1902年初版，民友社1913年再版）。此后孙丕基于1913年发表了《比较行政法表解》，上册总论下册各论均由上海科学书局出版。1931年，南昌普益书局出版了美国葛德罗的比较行政法的新版本《美法英德比较行政法》（谢晓石翻译）。这样比较行政法研究在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的诞生过程中也得以展开。虽然，在这方面中国人自己写的作品不多但因中国行政法几乎全部是从国外引入故外国比较行政法作品的翻译出版对中国的行政法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行政法史研究开始起步。这方面最可称道的就是织田万的《清国行政法》。一般而言一门学科的比较部分和历史部分的研究的展开是这门学科开始形成、定型的标志之一。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但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庞大的帝国其治理和运作必然需要建立一批高效齐全的行政机关配置数量众多的官吏。因此中国古代的官制十分发达对官吏的规制的法律、法令、条例、规章等十分健全。而对这些内容的研究，是中国行政法研究所不可回避的。《清国行政法》的出版就做了这件工作。尽管做的人是日本学者而非中国人但其结果是一样的。由于《清国行政法》的出版不仅为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的奠基添加了一块砖石也为中国现代行政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历史素材。

　　第五，注释法学的色彩比较淡。与中国近代民法学、刑法学和诉讼法学等学科以注释民法典、刑法典和诉讼法典为基本形态从而具有鲜明的法典注释学的情况不同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的注释法学色彩比较淡。从民国时期出版的几大行政法学家如白鹏飞、范扬、赵琛、张映南、钟庚言、管欧、林纪东等的作品来看基本的模式都是先介绍论述行政、行政法和行政法学的基本内涵行政组织、行政作用（行政行为是重点）、行政救济等的基本原理然后运用西方行政法理论来具体阐述中国在五权宪法的体制下各个行政机关的组织和功能（行政法各论部分），象其他学科那样依据法典的条文作一条条的释义的作品几乎没有。

　　中国近代行政法学的注释法学色彩比较淡其基本原因是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大的行政法典， 我们既没有统一的行政组织法也没有行政程序法也没有行政诉讼法等。由于没有大的法典作依托注释法学色彩比较淡因此也带来了一定的副作用即近代各国行政法研究均遇到的问题， 就是行政法学科的领域比较宽泛体系比较庞杂而不象民商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那样比较集中比较紧凑-以法典为核心集中论述展开研究。这似乎是行政法研究者的共同的感叹。第六接受了西方福利国家的行政法学理念。在移植西方行政法理论、构建中国近代行政法学时一方面西方已经从崇尚个人主义转为强调社会利益，故引入的理论已具有明显的社会价值的色彩另一方面中国历来忽视个人强调国家、集体和家族的利益。在此传统之下学术界较易认同社会本位的行政法理论。因此，中国近代行政法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就具有模仿西方福利国家行政法理论的强烈性质。

　　第七，重视行政组织的研究。在民国时期出版的行政法作品中，行政组织的介绍和研究占有相当的篇幅。在这方面，各位学者都运用西方行政组织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五权政府的实践，对各个政府机关作了详尽的分析和阐述。如白鹏飞在《行政法大纲》上卷总论中，就对民国政府中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等作了非常细致的论述。

　　第八，行政诉讼研究比较落后。与大量行政法总论和行政法各论的书籍的出版，以及对行政作用、行政组织及各行政部门法的研究状况相对，行政诉讼的研究在民国时期比较落后，与该学科的整体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惟一一本比较系统的行政诉讼法著作是从外国引进的，即上述美浓部达吉著、邓定人翻译的《行政裁判法》。而国人自己撰写的行政诉讼法著作一本都没有。出现这一特点的深层次的原因， 不全在学术界自身， 而在于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体制下的重国家轻市民、重义务轻权利的政治生活实践的必然体现。

　　参考文献：

　　[1] 参见何勤华著：《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170 页。

　　[2] 关于这三名行政法学家的作品的详细内容，参见何勤华著：《20世纪日本法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二章“公法学”；何勤华主编：《二十世纪百位法律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380、412页。

　　[3] 英文为Frank.J.Goodnow，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葛德奈（也译为“古德诺”）原著，（日） 浮田和民译，白作霖译述，东京译书社1902年初版，上海民友社1913年1月再版。主要内容为：一、分权论；二、中央行政论；三、地方行政论；四、官吏之法律；五、行政部之作用；六、行政部之监督等。

　　[4] 此数字只涉及行政法总论、各论及清末行政管理领域的一些专题性著作与译著，不包括人事制度、行政管理、行政监督、市政建设、地方自治、行政基本法（行政程序法、国家公务员法、国家行政人员奖惩法、国家赔偿法）以及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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