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行政强制的有效前提则是行政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行政强制行为的存在。因此，行政主体必须将行政强制行为依法告知行政相对人，行政强制执行才能产生法律上的效力，同时才能产生行政相对人应当自觉履行的义务。

　　2.告诫行为必须依法定程序到达行政相对人

　　行政主体必须通过法定的程序将告诫行为到达行政相对人。这里的“到达”应当界定为“法律上的到达”，其基本内容是，告诫在经过了一个法定程序之后，已形成了行政相对人充分了解被告诫内容的客观条件，在法律上可以推定它已经到达了行政相对人知悉范围。[20][1]如行政主体在当事人户口所在地公告告诫法律文书，在经过了法定期限后即可视为该法律文书在“法律上”已经到达了当事人。行政主体即可以进入下一个行政强制程序。

　　行政强制的告诫是过程意义上的告知，其内涵是指在行政强制程序中涉及到与行政相对人有关的事项，如行政主体不告知行政相对人，则行政程序无法继续向前伸展，或者行政主体在不告知行政相对人的前提下仍然推进行政程序的，则可能产生对行政主体不利的法律后果。同时，行政强制的告诫也是执行意义上的告知，其内涵是指行政主体将具有执行性的行政行为，在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该行政行为所设定的义务时，以一定的形式告知行政相对人。如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152条：“（1）实行行政执行的决定，必须在开始执行前通知其相对人。（2） 行政机关可将执行的通知与对确定及具有执行力行为的通知一起发出。”这种告知具有告诫意义，行政相对人如果不加以重视并自觉履行行政行为所设定的义务，行政主体将启动强制执行程序。

　　将此行政强制告诫要件法定化是法治行政的必然要求，在不少已制定了行政强制法典的国家或地区中，这一要求已经基本实现。有的国家则是在行政程序法典中加以明确规定。[21][2]我国至今未制定行政强制统一法典，以什么程序实施行政强制告诫仍是无“法”可依。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决定的告知程序虽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22][3]但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告知程序是否适用于行政强制的告诫程序，不无疑问。因此，尽快实现行政行为告知程序法律化、统一化，有助于行政主体有效地行使行政职权。

　　3.行政相对人已知悉告知的内容

　　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行为的效力承受者，其合法的权益可能会受到行政强制行为的不利影响。因此，行政公正原则最基本的要求是行政相对人应当有权知悉可能影响他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以确保行政相对人有效地行使申辩权。对此，丹宁勋爵曾经说过：“如果被听取意见的权利成为真正的权利，它必须让被指控的人有权了解对他提出的指控。他应当知道指控的证据、对他有影响的陈述，然而他有纠正或反驳这些证据和陈述的公平机会。”[23][4]因为，在行政相对人知悉告诫内容后，如他认为行政主体所告诫的内容不合法，他有权提出执行异议，行政主体应当听取行政相对人异议，如认为行政相对人异议成立，应当撤回告诫。终止行政强制程序。对此，我国台湾1998年行政强制执行法第9条规定：“义务人或利害关系人对执行命令、执行方法、应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情事，得于执行程序终结前，向执行机关声明异议。前项声明异议，执行机关认其有理由者，应即停止执行，并撤销或更正已为之执行行为；认其无理由者，应于十日内加具意见，由直接上级主管机关于三十日内决定之。行政执行，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因声明异议而停止执行。但执行机关因必要情形，得依职权或依声请停止之。” 奥地利1925年《行政强制执行法通则》第10条也规定：“ 执行程序适用行政程序法第58条第1项及第61条关于法律救济之规定，但其他法令别有规定者从其规定。对于按照本法所为执行命令之异议，只许在下列场合提起之：（1）不得为执行之标的者。（2）执行命令与裁决之内容不符合者。（3）凡所规定或使用之强制方法，非法律所许可或与本法第二条之规定相抵触者。”

　　行政相对人知悉行政强制告诫内容不是客观上的实在状态，而应是法律上的推定结果 [24][1]，也就是说，这里的“知悉”是基于行政主体告告诫行为的事实，推定行政相对人已经知悉告诫内容，而事实上行政相对人可能确实还不知道告诫内容。如以公告方式进行的告诫，在经过法定期间之后就应推定行政相对人已知悉告诫的内容，但实际上行政相对人可能由于种种原因确实不知道告诫的内容。这里的“知悉”有两种情况：（1）行政相对人确实知道告诫的内容，如当场送交行政强制告诫法律文书；（2）行政相对人确实不知道告诫的内容，但因符法定条件而被推定为知道告诫的内容，如依公告程序进行的告诫。这两种情形都是行政行为告知的合法要件之一。

　　这一要件从表面上看有不合情理之处，但实际上它具有正当的法理基础。因为如果不以推定作为判定行政相对人是否知悉告诫的内容，那么行政强制程序的进展可能在行政相对人“不知悉”的借口下停滞不前，行政主体可能无法有效地行使行政职权。当然，如果因行政强制告诫而引发的行政争议，其举证责任应当由行政主体承担，即行政主体应当提出证据证明其已经履行了告诫的法定职责。[25][2]

　　（二）行政强制决定

　　经过告诫之后，行政相对人仍然没有依法履行其义务，行政主体应当作出行政强制决定。行政强制决定是行政主体在经告诫之后，因行政相对人仍不自觉履行义务，为实施行政强制而确定其将适用强制的方法及其相关内容的行政行为。作出行政强制决定是行政强制程序的第二个阶段。行政强制决定是要式行为，因此，行政强制决定应当以书面依据作出。

　　行政强制决定一般应当具有如下主要内容：

　　1.被强制的行政相对人的身份事项。

　　2.行政主体所要强制实施的行政行为内容。

　　3.行政主体强制实施的具体方法。

　　4.行政主体强制实施的具体时间。[26][3]

　　强制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行政相对人，必要时应当在强制地公告，以取得社会和他人的理解与支持。强制决定告知行政相对人之后，如行政相对人开始履行义务，或者行政主体认为行政强制已经没有必要，则可以撤回强制决定，终止行政强制程序。如果行政主体不顾行政相对人已开始履行其义务，仍然决定行政强制，显然违反了行政强制目的，构成行政违法。正如台湾学者所说：“一旦行政机关认为其行政处分已不具价值，或以他种方法仍能达到行政目的时，即或义务仍未履行，亦不得作强制之决定。若义务之履行已为不可能，或纵使义务未履行，而义务之内容已自动或他动而实现，或告诫届期之后或甚至行政机关已决定强制之后，义务人才履行其义务等，行政机关不得再作决定，盖义务已消灭，目的已不复存在之故。”[27][1]由此可见，行政强制的目的是促使行政相对人履行义务，而不是为行政相对人增加新的义务，只要行政相对人能够在法律容忍的期限内履行了其义务，则行政强制就没有必要。

　　（三）实施行政强制

　　如行政相对人在行政主体确定的行政强制实施时间之前仍不履行其义务，则行政主体应当依据行政强制决定实施行政强制。实施行政强制的目的是实现行政行为的执行力，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需要。因此，行政相对人在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强制时必须履行容忍义务，不得与行政主体进行力量对抗。如果行政相对人实施力量对抗，则行政主体可以采取必要的手段予以制止，或者强行带离行政强制现场。

　　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强制时，必须遵守最低损害原则，即通过对行政相对人最低损害达成行政强制的目的。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国家或者地区的行政强制立法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奥地利1925年《行政强制执行法通则》第2条规定：“（1）执行官署行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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