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说理的过程。行政强制程序的正当性正是通过这一说理的过程向行政相对人展示，期望行政相对人尽可能接受行政强制行为。其三，正当性可约束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强制过程中滥用自由裁量权。行政强制是一种具有自由裁量性质的行政行为，行政强制的自由裁量权只有在正当的行政强制程序中才能确保其正当行使。

　　（三）效率性原则

　　效率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强制在遵守法定程序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方法、步履，缩短时限，从而提高行政强制的效率。这是行政效率原则在行政强制程序中具体体现。这一原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其一，行政强制程序的效率性是由行政强制行为所要解决的问题所决定的，离开了效率性原则的要求，行政强制就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当行政强制程序的公正与效率发生冲突时，应当选择效率为行政强制程序的价值取向。其二，行政强制效率性原则不得损害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益，如行政主体不得以提高效率为由，随意减少行政相对人行使程序权利的时间。

　　三、行政强制程序内容

　　行政强制程序内容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强制的具体方法、步履与时限等。行政强制程序作为一个行为的过程，它是由行为的具体方法、步骤与时限等所构成的。从行政强制原理和各国的行政强制立法看，行政强制程序的内容主要由以下三方面内容组成：

　　（一）告诫

　　告诫是指当行政相对人不履行其义务时，行政主体通过法定形式向行政相对人发出通知，期待其自觉履行，并告知其如不自觉履行其义务，即产生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告诫是行政强制程序的重要步骤，因此，凡制定进行行政强制立法的国家，大都相当重视这方面的规定，如德国1953年《行政强制执行法》第13条规定：“1.无需即时适用强制方法时，须对其以书面方式作出告诫（第6条第2款）。在此情形中，须对履行义务定出一期限，在该期限内可期待义务人依其意愿履行执行。2.告诫可与一行政行为同时作出，通过行政行为列出行为、容忍或不作为。命令即时执行或法律救济无中止执行效力时，告诫应与行政行为同时作出。3.告诫须明显确定出一种强制方法。不允许同时以数种强制方法作为告诫，或告诫使执行机关保留数种强制方法的选择。4.应以义务人承担费用方法（代执行）实施行为时，须在告诫中列出预定的费用数额。代执行导致较高费用支出的，不影响对后续债权的权利。5.必须以确定的金额对执行罚作出告诫。6.执行罚可同刑罚或罚款一起作为告诫。重复多次，每次可作出提高或变更种类，直至义务得到履行。前次告诫的强制方法未取得效果时，才可作出新的强制方法的告诫。7.告诫必须送达。这也适用于告诫作为基础的行政行为同时作出，对行政行为未规定送达的情形。” 日本1948年《行政代执行法》第2条也规定：“一、为作出前条规定的处分（代执行），在规定相当的履行期限，而到期仍不履行时，必须预先以文书告诫代执行的宗旨。二、在义务人接到前款的告诫，到指定期限仍不履行义务时，该行政机关以代执行令书，把要进行代执行的时间、为此派遣的执行负责人的姓名以及代执行所需费用估计的概算额通知义务人。三、在特殊或危险紧急情况下，对迅速实施该行为有紧急的需要，并没有时间采取前二款规定的程序时，可以不按其程序实施代执行。”这两个国家的行政强制立法对告诫的规定是非常详细的，应当为我国行政强制立法所借鉴。

　　在行政强制程序中设置告诫，从法理层面上分析，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理由：

　　1.对行政相对人的尊重。尽管行政相对人不履行法定义务已经构成了违法行为，但这并不影响行政相对人应有的主体地位。现代宪法上基本人权的发达为行政强制程序中的告诫提供了比较丰厚法理基础。基本人权，是指人作为人应当而必需享有的固有权利，它不可被转让与剥夺，它是其他一切权利的核心与基础。[15][1]基本人权理论源于自然法学中的人的自然权利，这些自然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与生俱来的权利，国家如何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是基本人权理论的核心。人的尊严核心问题是，人只能作为目的而不能被当作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成为他人任意支配的对象。在这个问题上，宪法对基本人权的确认是实现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前提。基本人权理论的发达在行政权领域中要求行政机关尊重和保护公民的人格，公民不再是行政权所任意支配的客体，而是可以制约行政权的法律主体，公民不再是消极地等待行政权结果，而是可以主动参与行政权行使过程，并推动行政机关作出更加公正的行政行为。而要实现这一点，建立一个科学的行政程序是公民基本人权实现的重要前提。因此，在行政强制程序中设置告诫对于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2.减轻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的对抗情绪。行政相对人不自觉履行义务，自然有他的理由，尽管他的理由可能在法律上可能无立足之地，但行政主体在没有说服他之前即强制其履行义务，必然会增加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对立情绪，行政强制的效果也不会达到最佳状态。如果我们通过事先的告诫，让行政相对人意识到不履行义务将可能带来更大的法律后果，促使其自觉履行，行政强制得以避免，那么，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更容易合作，从而提高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我们知道，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的前提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然而在现代行政权基本上是自由裁量的情况下，仅有合法性显然是不够的。事实证明，行政行为是以力服人还是以理服人直接影响到行政行为的实效。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只解决了以力服人的问题，不能解决以理服人的问题，后者的问题能否解决取决于行政行为的合理性。一个合理的行政行为才能让社会心服口服的接受，从而使行政行为的实效最大化。而合理的行政行为作出前提是应当有一个事先的说理过程，让公民有秩序地发“怒”。能够为这一说理过程提供条件的只有现行政政程序。现代行政程序“通过以一种公众认为公平的方式作出决定，当政者可以获得对这些决定的更大认可，就使得决定涉及的各方更容易服从。”[16][2]因此，通过现代行政程序给公民事先一个说理过程，完善公民与行政机关的沟通渠道，可以提高行政行为为社会可接受性程度。正如有学者所说：“行政程序作为一种科学而严格的意思表示规则，至少能使行政主体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危险减少到最小限度，为行政主体作准确的意思表示提供一种最大的可能性。”[17][3]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行政强制作为一种行政法律制度存在的必要性没有完全丧失之前，告诫具有减轻因行政强制所带来的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对抗情绪。

　　告诫就性质而言，它不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而是督促义务人履行义务的一种准法律行为（通知）而已。[18][4]尽管它是一种准法律行为，但法理上仍要求它具备如下法律要件：

　　1.行政强制告诫必须由行政主体作出

　　行政主体是指具有独立的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它可以自己的名义在法定管辖范围内自主地处理各种行政事务，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19][5]基于“有权利必有救济”这一法治原则，行政主体在行政强制程序中的行政强制行为如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主体应当履告诫的法定义务。行政强制告诫虽然不是一个独立性的行政行为，但它是一个与行政强制密不可分的从行为。因此，行政强制的告知也必须由行政主体作出，其他组织如替代行政主体作出告诫行为，必须事先经由行政主体委托，其他组织替代告知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都应由委托行政主体承担。

　　行政强制告诫的主体必须是行政主体。这是由告诫与行政强制的关系所决定的。行政强制是行政主体依职权作出的、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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