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

　　[30][日]西原春夫主编：《日本刑事法的形成与特色》，李海东等译。，法律出版社&日本国成文堂联合出版1997年版，第409页。

　　[31]在草案中，陈明的立法理由有三。其中，第二项理由是：“夫警察官及检察官所掌侦查处分，与推事所掌之预审处分，虽有予以强制权与否之别，而实则彼此调查事宜大同小异。以无所差别之调查，乃经三次程序，可谓徒劳无益。”

　　[32]例如，为了防止检察机关滥用酌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最高检通过司法解释规定，此类不起诉决定应当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属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还应当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

　　[33]在司法实践中，“办案期限太短”是法官最大的抱怨。然而，在刑事案件中，一个半月的办案期限（民事案件中，六个月的办案期限），法庭审理的时间究竟占了多长时间呢？由此，我们不难知道我们的法官是在法庭上还是在法庭外办案的了。

　　[34]这种法庭外查证证据的实践做法，危害极大。且不说为法官舞弊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也不说如此调查证据是否违背程序正义，单就其对庭审制度的影响，它不仅架空了法庭审理活动，而且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的内在动力和现实必要。以证人出庭作证为例。既然证人不出庭作证也可以查明案件事实，法院又何必去自讨苦吃去贯彻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呢？而另一方面，在论及庭审制度改革时，证人不出庭作证又每每反过来成了“改革超前”的现实理由。

　　[35]这也是一种“先见”。但是，与现行庭前审查制度所形成的“先见”不同，这是一种在控辩双方共同影响下的“先见”，而非在审查控方材料所形成的单方面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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