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这便是：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正比地发展和完善”。[65] 也或许应该将这句话扩展为：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联合行动的艺术不断地发展和完善着。

　　中国正处在一个伟大的社会转型时代。伴随着这个时代的社会转型，联合行动正在获得比以往宽阔的制度空间并相应地对中国社会产生着积极的意义。本文的思考，既因这个时代的社会转型而成为可能，也是对这个时代需要为联合行动提供更为宽阔的制度空间所进行的部分证明。

　　参考文献：

　　[1]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18页。可惜，托克维尔没有说明为什么联合行动应该被认为是“仅次于自己活动自由的最自然的自由”。本文的目的之一即试图对此加以阐述。

　　[2] 参见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80-184页；[美] 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429页。可见联合行动几乎是人类的本能。这可以看作是对托克维尔视联合行动为“仅次于自己活动自由的最自然的自由”的观点的部分证明。

　　[3]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上卷第213-221页，下卷第635-650页。

　　[4] [意]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黄华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三版，第114-191页。

　　[5]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1998年设立了“中国第三部门研究项目”，随后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十部著作组成的“第三部门研究丛书”。

　　[6] 这方面新近的代表性作品是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另可见信春膺、张烨：《全球化结社革命与社团立法》，《法学研究》1998年第三期。还有学者对结社立法做了视角颇为独特的研究，将“社会团体的法律规制”作为一个经济法上的问题。见雷兴虎、陈虹：《社会团体的法律规制研究》，《法商研究》2002年第二期。

　　[7] 康晓光：《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40页。

　　[8] 参见王绍光：《多元与统一-第三部门国际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47页、第416-419页。

　　[9] 详细的辨析，可参见李琦：《公民政治权利的要素与结构》，《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三期。

　　[10] [美]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5页。

　　[11] [美]雷蒙德。塔塔洛维奇等编：《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吴念等译，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可以将利益集团作为政治结社的一种形态的论证，可见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242页。

　　[12]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39-640页。

　　[13] [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页。

　　[14] 普通法学者通常将结社（association）、集会（assembly/meeting）、游行示威（procession/domenstration）相提并论，没有概念上的区别。本文认为，集会与游行示威的差异，不仅在于行为方式的不同（如通常认为集会为静、游行示威为动），更在于行为目的的不同。因此区别集会与游行示威不仅可能而且必要。

　　[15] [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863页。

　　[16]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41页。

　　[17] [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4页。

　　[18] 在近代以来，被实在法许可的个人对暴力的动用仅仅是正当防卫、自力救助以及为管教未成年人而适度地使用暴力；在古代中国，法律虽有出于儒家伦理而允许私人复仇的一面，也有出于维护国家司法权而禁绝私人复仇的一面。

　　[19] 在这些权利中，可争议的是罢工。一些国家的实在法并不将罢工确认为一项权利，而另一些国家的实在法则承认罢工为一项权利，例如“根据《欧洲社会宪章》规定，欧洲议会的成员国家承认工人采取集体行动的权利，包括罢工权，这似乎把罢工从一种自由提高到基本人权的高度”。[英]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775页。当然，罢工即使为法律所许可，也只限于经济目的。出于政治目的的罢工和出于精神目的的罢工（如同情性罢工）通常是被认为非法的。《西班牙宪法》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20] 在哈耶克看来，“自愿性社团不仅对于实现那些具有某种共同利益的人的特定目的来说是重要的，甚至对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目的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三卷，第256页。本文的论题决定了不涉及联合行动与公共目的的关系。

　　[21] [德]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4页。

　　[22] [德]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6-187页。

　　[23] [德]埃里希·弗罗姆：《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在这方面可资参考的是泰勒在讨论“现代性之隐忧”时所认为的“对同一性和认同的不可避免的现代迷恋”。他强调了“在现代之前，人们并不讨论‘同一性’和‘认同’，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同一性，也不是由于同一性不依赖于认同，而是由于那时它们根本不成问题”。[加]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程炼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2-80页。

　　[24]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36-637页。

　　[25]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对劳工通过结社而实现其相应的经济的、精神的利益的详细论述，可见[意]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黄华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169页。

　　[26] [美]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7页。

　　[27] 北岳：《法律权利的定义》，《法学研究》1995年第三期。

　　[28] 张恒山：《义务先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29] [意]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黄华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三版，第123-133页。

　　[30] [意]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黄华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三版，第140页。

　　[31]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页。但是，雅各宾主义、反多元主义和民粹主义却认为非营利组织与民主之间是负相关的。对此可参见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6-253页。

　　[32] 莫菲：《宪法、宪政与民主》，信春鹰译，载宪法比较研究课题组编译：《宪法比较研究文集》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33] [意]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贾鹤鹏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第98页。莫斯卡进一步认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一恒久的、自然的事实是由于少数人的有组织、并具有较为优越的素质。见第100-101页。休谟的观点是：“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一直是：多数人轻易地为少数人所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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