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组织与管理方面的经验。

　　因为大多数村民自治直接选举的成功，许多农村公民，甚至一些基层干部，如今已开始迫切地要求扩大基层直接选举的对象范围，实行县乡两级行政首脑的直接选举。直接选举乡长乃至县长，不仅能使民众得到民主的训练，更重要的是让这两级行政首长并不能像过去那样只对上负责，而同时还要对选民负责，为选民办实事。 [59] 而且，直选乡长和县长还能让我们积累在更大范围组织和管理竞选的经验。因为，县长和乡长的位置重要，所以一旦实行直接选举，它的竞争一定会比同级人大代表的竞选更加激烈，其间一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强竞选的组织与管理。举行一段时间的县乡行政首长直接选举以后，我们在这方面就能积累起丰富的组织与管理经验，从而为在更高层级和更大范围内推进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为规范其间的竞选做好准备。 [60] 四川省遂宁市中区步云乡于1998年11月至1999年1月4日成功地举行中国建国以来第一次直选乡长的活动，其间就有非常激烈的竞选，这无疑既扩大了基层民主，也为我们积累了一定的竞选组织经验。 [61]

　　第三，要切实提高公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同时加强公民的政治素质教育和法制教育，以培育中国公民的参与性政治文化。

　　直选制的发展不仅有赖于良好的经济、政治条件，而且还有赖于公民相应的文化教育条件。根据第三章的分析，直选制所要求的最起码的公民文化教育条件就是基本教育的普及。它意味着公民能读、会写和会算，能对一般的政治问题作理性判断；也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文盲率要趋于零。尽管实践中的确有一些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等）在并未具备这一条件时，通过其它措施（如印度给各政党分配象征性符号 [62]）克服文盲投票不便的问题，从而也推行了高层直选制，但这只能从形式上解决投票难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文盲选民理性抉择上的难题。

　　为了顺利推进直选制发展，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彻底消除社会中的文盲现象。1998年，中国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人口地区已达73%，青壮年文盲率已降至5.5%；按照既定计划，2000年，中国已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的人口地区达到85%，并基本消除青壮年文盲现象，青壮年文盲率降至5%以下；到2010年，中国就将在全面实现“双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消除青壮年文盲现象）目标的基础上，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有步骤地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全国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发展中国家先进水平，高等教育入学率由2000年的11%左右提高到15%. [63]

　　然而，问题的隐患依然存在。一是因各种原因而出现的严重的辍学现象；二是每年会有1%的学龄儿童不能入学。如果失学和辍学两大问题得不到解决，如今的失学和辍学儿童到2010年后无疑都将变成青壮年中的新文盲，这将使得那时彻底消除社会文盲现象的希望化为泡影。三教育经费总支出占GNP的比重还不高。1990年为3.04%，1992年为2.73%，1993年为2.54%，1996年为2.46%，1997年为2.50%. [64]此后，上述问题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失学和辍学问题已因“希望工程”的实施而有所减轻，教育经费也因“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而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1998年起，中央财政本级支出中教育经费支出所占比例要连续三年每年提高1%.1998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就比上年增长37%.1999年教育经费占本级财政支出的比重又提高1个百分点，实际支出127亿元，如果考虑中央部分高校下划地方等因素，按同口径比较，比上年增长23%.2000年教育经费支出同样有所增长。2001年教育预算支出219.63亿元，比上年增长27.9% . [65] 但我们还要看到，1998年以后的教育投入虽有所增加，但仍远远没有达到4%的目标。今后我们的教育经费还应继续增加，以切实保证各类教育的顺利发展。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特别重视公民的政治素质和法制意识方面的教育。重视这些方面的教育有助于培养参与性公民文化，让公民更加适应直选制发展的需要，因而对于直选制的发展应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政治素质教育并不像过去那样单纯是政治思想教育，而应在切实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更加重视公民权利与义务知识教育，以增强公民的权利意识和责任观念；重视普法教育的目的是使公民逐步形成较强的法制意识，能自觉遵纪守法，自觉利用法律和正常的民主渠道维护自身权益，而不诉诸极端手段，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民主制的顺利发展。在普法教育中，尤应重视选举法方面的教育，让选民能更好地利用选举权表达利益与意志，既选出真正合格的代表，又能主动监督代表工作，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和地方的决策。上述公民素质教育的主要渠道对于在校学生来说自然是学校教育，但对于一般公民来说，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渠道恐怕应该是亲自参与各级直接选举。因此，我们在直选制发展中要注意让公民在选举中学习民主，实践公民权利，增强公民的责任感，逐步形成以参与性为主的公民文化。

　　总之，人大代表直接选举制的发展的确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不仅需要自身不断地变革、完善和发展，而且需要整个社会都为它创造适宜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与氛围。如今我们已经跨入21世纪，决不能再错失良机，而必须站在中国社会长远发展和全面进步的高度，认真审视人民代表直选制发展的战略意义，深入研究具体的战略步骤，构建完善的制度系统，并提供各方面相应的配套改革与服务，积极而又稳妥地将直选向高层推进。只要这样，我们就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言：21世纪20-30年代，中国直选高层人民代表的世纪之梦一定能实现，我们的国家也一定更加民主、繁荣与富强。

    参考文献：

　　[1] 本文源自彭宗超：《公民授权与代议民主-人民代表直接选举制比较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六章。其最早源自彭宗超：“全国民意代表直接选举制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本文作者彭宗超，1999年毕业于中国北京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随后在中国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从事两年博士后研究，现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

　　[2] 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前言》，第3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3] 参见王道编《中国选举史略》。

　　[4] 刘景泉：《北京民国政府的议会政治》，273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5] 参见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104和11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6] 参见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第221-223页。

　　[7] 参见徐矛：《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第235-239、358-361页。另参见王欣嘉：“试论1948年的行宪国大选举对民主理念的背离”，载《江海学刊》，1998（2），145-150页。

　　[8] 详见田利军：“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制度述论”，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4），97-104页。

　　[9] 详见杨永华：《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宪法、政权组织篇）》，150-248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10]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42、220-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 参见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189-19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12] 参见张明澍：《中国“政治人”》，158-171页。

　　[13] 曾培炎：“关于200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2001年3月19日。

　　[14] 都淦主编《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制度研究》，12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15] 参见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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