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增收困难、农民负担过重等经济性因素与农村文化活动的贫乏等文化性因素也不容忽视。
 
(三)沙村风波：村庄精英博弈与亚瘫痪状态的实证分析
村况：沙村地处G县H镇，属于该县煤矿大镇行政中心所在地，省级公路穿村而过，是该县有名的富裕村。沙村现有人口1940人，耕地面积920余亩，人均耕地不足5分田，村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到矿区打工、从事运输业和开店经商。村庄有6个村民小组，由刘、雷、李三姓村民和一些外地经商户构成。
各路精英：该村支书刘渊（应调查对象要求，以下人名皆为化名）已连续任职20余年，在村中关系盘根错节，与矿区和镇政府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平时生活简朴，在村中颇得人缘和村民尊敬。村会计雷光荣是3组、4组雷姓600村民的代言人，也是支书刘渊的妹夫，在村中与人合伙开了两条“煤垅”（小煤窑），家底颇厚，“起码也有6位数的存款”。村主任李直是该村第一个百万富翁，在公路旁经营一家私营加油站，1995年村民选举当选为村主任，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村庄还有两个人不容忽视，一个是村庄地痞恶霸团伙头目李南国，李南国外号“李疤子”，1992年因为盗窃矿区电缆被判刑5年，出狱后纠集村庄“混混”和矿区马仔自立为王，为矿区老板充当打手，靠收取地盘费和保护费起手发家，但李从不允许手下欺负本村村民，甚至在村民受外人欺负时，还会为其打抱不平，在村庄的口碑也不错。但与村支书刘渊的关系较僵，因为李一直怀疑92年偷电缆的事是刘告的状，总想伺机报复，刘对李的行为并不感冒。另一个是退伍军人雷军，据说市里某领导是他的远房亲戚，95年退伍后利用在部队学的驾驶技术买了台东风大卡从事运煤业，几年时间赚了几十万。村里许多年轻人都向他拜师学驾驶搞运输发了财，在村里年轻人中间威信较高，但在1998年村委换届与原村主任李直竞选时以40票之差败阵，一直耿耿于怀。支书刘渊倒也蛮欣赏他，于是98年后把他培养入了党以平衡他的失落感。     
楔子：由于矿区一直占用该村的耕地，每年都有安排村民进矿当工人的上矿指标。村支两委以往的做法是“留足自己的(子女、亲属)，照顾困难的”，其余的以每个指标4000到6000元不等的价格卖掉，通过瞒报、隐报指标，村干部每年可分得8000—12000元左右。来当地开矿的老板每年也要来“进贡”，村支两委班子成为密不透风的利益集团。由于信息封锁，村民倒也相安无事。2001年在修建村庄排水沟工程中，支书刘渊一人做主在没告诉主任李直的情况下，将工程承包给某老板。李直知道后，认为里面一定有“猫腻”，想到自己受到排挤，坐了“冷板凳”，一气之下与刘渊闹翻了。
行动：嗅到消息的李南国看到报复的机会来了，加之几年打打杀杀的生活经验告诉他需要一个合法的外衣，对村庄权力垂涎三尺的李开始了行动。他的手下们迅速在村民中进行煽动，大肆暄染村庄黑幕，“××收了老板××钱”，“××贪污受贿××钱”，或真或假的路边消息主导着村庄舆论，被鼓动的村民联名上告到乡镇政府要求查清账目。村支书刘渊一夜之间名誉扫地，成为村民唾骂的对象。然而乡镇政府调查组进行调查后，并未调查出水沟工程中刘渊有受贿行为(确实也没有)。村民认为是当地政府包庇了村干部，抵触情绪高涨，政府各项工作根本无法开展，且危及矿区与当地村民的关系。村民被“组织”起来到县级部门上访，有关部门迅速成立了专案小组进行调查，刘渊的受贿案没查出什么，但瞒报上矿指标的黑幕却查了个水落石出。
结局：上级部门收缴赃款10万余元，并将赃款返还到新成立的村班子，才将事态平息，而这场闹剧中，李直也退出赃款20000余元。村庄原班人马几乎全部涉案，村庄班子进行大调整，乡镇政府在充分尊重刘渊的意见下，任命雷军为村支书，精心策划下，李南国被当选为村主任，2002年全省打黑除恶专项行动中，李南国及其团伙被一举端掉，去了他“该去的地方”。风波后的村民仍心有余悸，对新的村庄班子心存戒备，下台后的原村庄干部也心存不甘，不愿积极配合新班子开展工作，村级治理一直处于“亚瘫痪”状态。
问：你觉得你这样做划算吗？
答（李直）：现在有点后悔，当时觉得受了排挤，我也是堂堂的村主任呀!我能没气？只想着把他（刘渊）搞倒，谁知自己也牵进去了。不过这事迟早得捅出来，那么多人想当干部……
问：当时怎么没想到与李直通通气？
答(刘渊)：就那么些小事，我一个书记还得事事向他(李直)汇报，那谁是一把手？
问：村里现在工作还好做吧？
答(雷军)：不好做呀，老百姓防贼似的防着我们，老干部怪我们抢了位置，也对我们有怨气，哪能做成事呀……。
                  四、精英博弈视角中村庄公共治理变革的制度取向
民主制度的嵌入改变了国家传统自上而下高度一元化的村治格局，中国乡村治理进入权威性自治向代表性自治转型的变革时期，中国乡村民主在国家强有力的推动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但制度供给的短缺也导致了乡村组织明显的不适应，“亚瘫痪”状态就是一种表征。我们研究的目的不是通过对村民自治制度的怀疑来为过去政府主导治理模式的怀念甚至再回到从前提供依据，而是要在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寻求弥补缺陷的方法与路径，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的完善来促成理性秩序的达成。制度的作用在于对权力进行明确的配置，而较为均衡的权力配置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实现均衡需要对可能扩大的权力给予限制，这些限制的基本目的在于使权力分配不致失衡，而政治进步正是通过建立一种力量平衡的结构，将冲突和竞争引至和平、公开、可控的秩序过程(张静，2002:212)。制度设计的目的在于能够增进参与各方的利益，力求将各方引入共赢或多赢的合作博弈结构中。在精英博弈分析框架中，村庄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乡镇政府与村民四个主体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为偏差，我们认为，当前乡村治理应从规范四者行为的角度进行制度创新。
(一) 明晰治理责权，建立村支两委协调均衡机制
村委会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要求行使法律规定的各项村务管理权，而党支部则依据1998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强调党支部对村务工作的核心领导权，而村务管理权与村务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是重迭的，如村务决策权、财务审批权等,无论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还是<<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都没有就村委会和支委会具体职责权限作出明确划分并对村务工作运行机制作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何增科，2003)。界限模糊的责权分配产生了“相互性问题”，村支书与村主任陷入“科斯悖论”③之中而不得自知，“有利的事抢着干，没好处的事无人管”。因此合理界定村支两委的责、权、利关系，形成产权明晰、职责明确、权力均衡的制度配置是解决矛盾的关键。 
1、强化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这是一切制度设计或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边界。党支部要严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搞好班子建设和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引导作用，提高把握大局的能力。村支书应从具体的村务工作中脱离出来，把重心放在村庄规划、村务决策等全局性问题上来，对村务决策，村支书要负主要责任。同时对村主任要适当放权，充分调动村主任在发展村庄经济方面的积极性。
2、强化村委会自治功能，加强组织与协调职责。村委会是村庄社区一切公共事务的承担者和组织者，是村民自治权力的唯一载体。村民自治权力也是村庄非治理精英争夺的主要对象，只有进一步加强村委会在公共物品提供上满足村民多元需求的功能，才能保证其职能真正履行。特别是在选举候选人确定机制上，要实现决定权由村支两委向村民的真正下移，如建立候选人预选制度、候选人全体村民投票提名制度等。同时在村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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