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治理精英在发展村庄经济方面似乎“黔驴技穷”，越来越无法满足村民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与心理需要，加之村庄原有“意识形态”禁锢的解除和可利用资源的增加使村民对治理精英的依赖进一步削弱，治理精英的“监护人”角色在村民心目中暗然失色。１９９８年以后，村民自治制度全面实行，治理精英的产生方式由原来任命制为主转换为政府主导的村委会选举和任命两种，乡镇与村的关系逐步由领导转向为指导，使治理精英的合法性基础和授权来源发生了由“上”至“下”的转变，乡镇已经不能任意决定村委会干部的任免与去留，即使是村党支部书记的产生，来自村庄方面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村民自我意识的不断提高与压力体制下不断扩张的乡镇政权使治理精英在利益分配行动中产生逻辑冲突：治理精英落实乡镇行政工作越积极，与村民的冲突可能就越大；落实乡镇行政工作越消极，就有可能失去自上而下的组织支持，影响自身角色生存。而在这种缺失治理资源和权威的村治环境中村庄治理精英一方面要代理政府执行税费征徼、计划生育等国家政务，另一方面又要代表村民利益进行村务建设、为村民提供庇护，其结果是 “对上负责困难，对下负责不足”、“上有压力，下有阻力”，从而导致村庄治理精英处于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乡镇政府与农民夹缝之中求生存的结构性两难，“代理人”角色和“监护人”角色相互冲突，使治理精英陷入“两头受气”甚至“费力不讨好”的困局之中。

２、 经济分化与宗族资源：非治理精英异军突起

非治理精英在村庄的崛起与农村经济社会分化紧密关联。进入19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引导下，村庄中一批具有经济头脑和一技之长的村民通过勤劳和努力率先富了起来，村庄中的贫富差距开始拉大。大批经济能人因为拥有经济资源与村民形成雇佣关系，而对部分村民形成支配关系，在乡村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突出。大多数的经济能人不但能利用这种影响力在为获得更多财富的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带领群众发家致富或为村庄公共事务尽力获得村民的普遍尊重，成为村庄中具有一言九鼎之威的经济精英。国家现代化建设与城市化进程的纵深推进，打破了传统村庄共同体的封闭状态，国家意识形态和现代化因素不断渗入村庄，村庄内围绕利益分配而形成的新的人际关系与传统人伦格局相互碰撞导致了村庄权力格局的相应变化，旧的权力运行规则打破了，新的规则尚未完善，村庄权力出现暂时真空。从管理学角度讲，在一定的人群中，总有各种各样的权力在发挥作用，如果正式权力在基层出现真空状态，就会有别的权力形式来填补。村庄权力的断裂与空白，为非治理精英的生存与发挥影响提供了空间。伴随着宗族势力的兴起，一大批宗族精英脱颖而出并“虎视”村庄权力。随着国家权威控制在村域的渐行渐远，农村“黑金”势力、宗教组织也乘虚而入、死灰复燃并抢占村庄资源，希冀在村庄治理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垄断村庄政治资源。
非治理精英的异军突起形成了参差不齐、良莠并存的多元精英竞争的权力格局。在经过民主制度的洗礼与民主选举的训练后，非治理精英逐渐熟悉掌握和学会运用民主技巧和政治策略扩大自己的影响，逐步具备了与治理精英讨价还价的能力，成为挑战治理精英，觊觎村庄权力的一支“劲旅”。

3、政治语境中的失语：普通村民的策略性表达

普通村民在政治上是村级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者，在经济上也是自主经营的自由主体，然而细碎分散的农村市场经济中，农民就象马克思所形容的“马铃薯”，处于分割的原子化状态，他们既无力把握村政，也无力把握市场。高度自由经济带来的高风险使村民感到了自身的经济脆弱性，同时他们接受政治信息较少、利益渠道狭窄、组织化水平低，这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在村级公共事务中的无力感（金太军，2002）。经济资源的缺失与政治地位的低下决定了普通村民在村庄政治中的“棋子”角色，他们在形成自己的政治态度时往往受到村庄精英的裹挟，被动或主动地依附于村庄精英进入村庄政治生活（仝志辉、贺雪峰，1999），且形成了一套自身经济利益与政治态度的策略性表达方式。
碍于乡亲情面，普通村民很少在公开的正式场合(如村民大会)公开表明个人的政治态度和利益取向，而是委婉地、含沙射影地提出自己的主见或中意人，甚至多半的村民在公共选择中是保持沉默，只在私下里发发牢骚或在执行中借故消极抵抗和不合作，如通过拒交农业税来表达对村干部的不满，以谩骂的方式指桑骂槐来宣泄利益表达受阻的不公平。我们把村民在公开的正式场合的沉默与非正式的私下场合的策略性表达称之为村民的“失语”状态，究其根源可知，在低流动性的村庄社区中，策略性表达减少了村民之间未来可能出现的矛盾和摩擦。在沙村的调查中村民也向我们反映了对村干部的不满，发了许多牢骚，但一涉及到具体人物和事件时都表述得含糊其辞。在沙村与村民F的谈话情况就是如此，F对新当选的村主任J明显不满，但在我们的谈话中却表达得很含蓄。

问：你对J当村主任有什么看法？
答：不好说，都住在一块地儿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问：你尽管说，我们不会传出去的。
答：(笑一笑，欲言又止)……，我们村是个大村，人口多人心杂，要选出个镇住地盘的中意人也不……，不好说(摇摇头) ……

历史事实说明，无论农民参加什么组织，其初衷都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获得社会归属感（王峰，2003）。普通村民在失语的政治语境中，本能地把利益诉求与政治表达更多地寄托于村庄中说得起话、办得起事的非治理精英身上，依附于各种非正式组织乃至非法组织。这样，村中具有一定政治意识和话语能力的非治理精英成为普通村民不可多得的利益代言人，引导着村庄舆论和村庄政治起伏。

4、集体行动中的组织意图：乡镇权威张力在村庄中的延伸

  　在民主机制嵌入乡村社会后，乡村高度整合的治理权威开始逐步退出村庄场域，以往在村庄建立的准政府的行政组织和由政府直接任命的村庄干部及以党代政、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就缺少了存在的制度依据。然而国家准动员的压力型体制下，乡镇对村庄的资源提取性质的政务却在进一步加强，且政务的完成与否与乡镇干部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前途直接挂钩，于是乡镇政权以完成政务为目标的对村级人事的控制表现出积极扩张的欲望，其行动逻辑必然倾斜于能够完成乡镇布置的各项任务的“中意人”上，对村庄选举直接或间接产生影响，甚至完全左右选举局面。长期村级治理所积累的权威资源的浸染与“官管民”的天经地义在村庄中的文化认同，以及恩威并治的工作方式保证了乡镇经济和乡村稳定目标的诱惑，使乡镇权威在村庄的延伸和渗透迟迟不愿退出或只在经济领域象征性的减弱。在沙村所在的镇政府与一位副书记交谈时，这位副书记就用“责任重如泰山，权力轻如鸿毛”来戏称乡镇无权的地位和抱怨县级政府对乡镇部分权力部门的上收直管。
    然而随着村组法的颁布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全面实施，乡镇对村庄的干预行为受到了来自国家法律的质疑而失去了合法性基础，甚至成为村民上访的直接被告和间接被告。于是“组织意图”这一界限模糊的词语在乡镇干部口中流行起来，通过一套更具隐蔽性和策略性的控制程序与话语体系来达成目标成为乡镇政权的现实选择。在G县的村级换届选举中，乡镇政府一般要由党委、人大及政府有关部门成员成立选举领导小组部署、指导和监督全乡的选举工作，在选举期间，乡镇“包村”干部也要在村庄把握选举局面。在村庄也相应成立了以村党支部书记为组长和村庄原班人马组成的选举工作小组，通过“酝酿协商”确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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