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摘 要：本文试图运用博弈分析框架以湘南G县为背景观察、分析村庄精英竞争机制和村庄政治的运行实态。作者指出，在村庄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的博弈与治理精英系统中村支书—村主任的博弈中，由于自主机制缺位和制度供给短缺，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四者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为偏差，村庄公共治理其实处于一种“亚瘫痪”状态。因此，要变革村庄公共治理必须从四个方面入手：明晰责权，建立村支两委协调均衡机制；拓宽渠道，完善非治理精英吸纳机制；扩大参与，加强村民监督机制；规范政府行为，建立乡镇仲裁机制。

关键词：精英博弈    亚瘫痪状态    公共治理     制度安排
             
一、研究理路

对村庄政治的研究是理解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和乡村社会的重要路径。在中国乡村被嵌入民主化机制以后，特别是随着以村民自治为契机的“村政再造”的兴起，村庄精英在村庄政治和乡村治理视野中的作用与地位日益凸现，而从精英层面来研究现代村庄政治和乡土社会也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在学界盛行，且著述颇丰。例如，王铭铭对村庄非正式权威进行了一般性考察与阐述（王铭铭，1997）；樊平则对体制内精英——代表自上而下的体制性权力的村党支部（党支部书记）与代表自下而上内生性权力的村委会（村主任）——进行了“两分”，并认为处理好二者的互动关系对农村发展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樊平，1997）；仝志辉、贺雪峰对村庄开展了“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普通村民”的三层分析与四种理想村庄的分类（仝志辉、贺雪峰，2002）；金太军试图融合村庄权力结构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对村庄治理进行了“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金太军，2002）；吴毅则从农村村干部“双重角色”、“经纪模式”与“守夜人”和“撞钟者”的角色分析对国家与村庄的关系进行了再研究（吴毅，2002）；张正河则通过对新疆和甘肃部分农牧民的访问调查，研究了村官、民间组织、宗族势力、经济能人等村庄精英产生的竞争和互补效应及其对村庄决策权的影响（张正和，2004），等等，这些均为我们从精英视角解读村庄政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那么，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村庄精英的竞争机制和村庄政治的运行实态到底是怎样的？村庄公共治理的效能与现状又如何呢？我国乃典型的“非均质国家”，南北东西地域形态、经济水平各异，因而我们的研究不得不打上地域特性的烙印.。我们试图通过对湘南Ｇ县近３０个村庄的调查基础上并以沙村为研究模型所得出的地域性结论来阐释和回答上述问题。我们研究的理论进路如是：
（1）博弈参与者均被预设为理性的经济人，且在博弈过程中具有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其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以此为前提，在稀缺性的村庄资源和有限的组织利益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经常性的非合作博弈困局。因此，本文基于非合作博弈条件下对局中人理性行为所导致的村庄政治场域不良运行状态开展实证性解构与理论性探究，希冀寻求普适性的村庄公共治理路径。
（2） 援引世界卫生组织把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生理状态称为“亚健康”的说法，把村庄权力运行或村庄治理介于规范有序与失范无序之间的状态称为“亚健康”或“亚瘫痪”状态。我们把由合作博弈所形成“共谋”式的非正常状态谓之为“亚健康”，把由非合作博弈所形成的非正常状态谓之为“亚瘫痪”。而合作博弈条件下，村庄政治一般处于良性和均衡状态，非良性与非均衡的“亚健康”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其实，村庄政治的所谓良性均衡的“健康”状态只是一种理想类型，“亚健康”亦带有相当的不确定性，故借用“亚瘫痪”一词更能体现当下转型中国多数村庄的治理状况。
（3） “亚瘫痪”状态的形成与国家制度的安排和村庄精英互动博弈及现实选择面向紧密相关，乡镇政权的干预、普通村民的民主意向是对村庄精英的行动方向和战略组合产生影响的两大驱动性因素。由于国家权威并未完全退出村庄政治舞台，它仍然具有对农村的超经济控制力和政治渗透力，因而村庄政治完全意义上的“瘫痪”状态也是具有韦伯意义的“理想类型”，现实中更多村庄处于一种“亚瘫痪”状态。
（4） 村庄精英居于国家（政府）与村庄（农民）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它的行为状态构成了村庄权力互动的交叉点和集合部。通过对村庄精英博弈结构的“麻雀解剖”，可以透视出村庄权力的运行全景。本文在融合仝志辉、贺雪峰的“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普通村民”三层分析与金太军的“国家－村庄精英－普通村民”三重分析的基础上，建构“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及治理精英系统内村支书－村主任的博弈分析框架，以村庄“亚瘫痪”状态为突破口径，以期对村庄权力运行实态进行全面考察。
（5） 在对“亚瘫痪”状态进行病因诊断与脉络梳理的基础上，对转型时期村庄治理的制度建设进行一次基于地域性结论的初步探讨。

二、 精英分化与权力格局

村庄精英是指那些在村庄中拥有相对资源优势，其社会影响力超过一般村民平均社会影响力的那类村民（贺雪峰，2003：159）。仝志辉、贺雪峰根据村庄各权力主体拥有权力的不同影响力来源，把村庄精英分为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治理精英指掌握着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村组干部，其社会影响力来源于正式授权，获得国家政权体系的认可。而非治理精英指在村庄中有一定政治社会影响力的村民，如宗族头人、经济能人、乡村教师、民间文化人、乡村医生、村痞地霸等，其社会影响力主要源于村庄社会中的文化认同和利益联系，如源于个人魅力，德高望重、血缘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经济互利关系等，也可能源于非治理精英村庄外部的个人关系网络，如有官方资源背景、与村外某强势人物的关系密切等。
由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经济社会分化日趋明朗和农村传统文化网络日渐衰落，村庄精英呈现多元化格局。村级治理和村庄公共事务的效能很大程度取决于村庄精英互动博弈过程中协商、默契与利益互惠的达成。

１、 角色冲突与村官的两难：治理精英的艰难生存境地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后)，村庄中有一定动员能力，并且与乡（镇）干部有一定关系的村民被任命为村干部，干部的去向完全由上级乡镇政权决定，不少农村地区就广泛流传着的“村干部乡里定”的说法。上级单一授权的来源方式形成了一个直接面对上层的忠诚网络，治理精英成为国家利益在村庄中的代理人。在封闭状态的村庄共同体中，治理精英凭借组织性权威在完成国家政务的同时，也能很好的扮演起村庄“监护人”角色，从而成为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依赖的对象并得到了村民的广泛拥护。治理精英因为权力运作不但获得了应有的工资报酬，而且获取了尊重等无形资产回报。出于对村庄权力和利益的独占心理，即将退位的治理精英在干部更替时，也会充分利用职位优势和乡（镇）干部的人际网络，尽可能安排自己的子女、亲属或心腹接位，进行一场权力交接的家族拉力赛，印证了农村中“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说法。1980年代，村庄治理精英度过了一个“外无干扰、内无抵制”的黄金时期。
然而，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推行的是层层压力型体制，特别是１９９４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实行“国税不足地税补、地税不足财政补”的财税政策，使乡（镇）对农村资源抽取性质的政务不断加强，农民负担日趋加重，乡村关系出现紧张局面。乡镇政权对农村资源的过度抽取和来自乡镇的名目繁多的各项检查、达标活动，使治理精英无暇应付，“一年就是要钱、要粮、要命，简直成了乡政府的走狗”①。同时，随着村庄集体经济的逐渐解体，村庄公共设施建设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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