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结局，为村庄治理埋下了隐患，这也正好解释了目前部分农村村干部后继乏人的问题。
D类弱—弱型村庄中，村庄非治理精英细小分散，其资源优势与社会影响力、动员力的辐射范围仅限于邻里街坊或村民小组，他们在民主制度的诱惑与村民的鼓动下对村级权力表现出跃跃欲试的政治心态与半推半就的行为倾向，然而即便他们被村民选举为治理精英，在村庄治理的过程中也会因为缺乏有力，无法统御全局而倍感为难。体制内的治理精英虽然没有遭遇高大威猛的非治理精英挑战，但自身治理权威资源的缺失也使其对村级治理失去信心和积极性，面对人数众多的非治理精英及其缺乏道德感与责任感的竞争行为，要与他们达成协商一致不仅要付出巨大的交易费用，而且要承担由于非治理精英在村民当中缺乏说服力可能出现协议瓦解与失败的风险成本。在当前村庄内部充满紧张和干群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治理精英既无力直接面对广大村民维持村庄秩序，也无能完成国家政务对上负责。基于政治阅历与训练的经验，治理精英现实的可能是，学习和掌握“踩钢丝”与“摆平衡”的游戏规则及“两头应付”的替代性游戏规则，以适应身处国家与村民夹缝之中的两难境地(吴毅，2002)，如在执行上级政策中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或“歪曲政策、为我所用”，在完成国家政务(如税费上缴、计划生育)时顾及乡梓情谊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村庄经济发展与公共物品建设中“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无为现象等。乡镇政府在缺乏激励机制的情况下，面对治理精英这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也只有依靠与其建立私人感情，想凭借面子、感情等非制度化资源去实现日渐失落的科层化权威所无法达到的行政目的(吴毅，2002)，而这种行为恰恰给了治理精英玩游戏的鼓励与误导，使治理精英这种“磨洋工”的行为更具援引依据而进一步普遍化。
2． 治理精英系统内村支书－村主任的博弈演绎
随着村组法的正式颁布实施，村庄权力体系分化为自上而下的以党支部为代表的体制性权力和自下而上的以村委会为代表的内生性权力两大阵营，产生了村支书与村主任对立和矛盾的导火索。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说过“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韦伯，1998：55)，村庄权力体制内围绕权力和利益分配而展开的“斗法”现象不可避免地发生。村主任依据村组法要做“当家人”叫板村支书，村支书则援引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条例力保“一把手”宝座，在权位冲突中，村庄班子人马围绕不同竞争者被“组织”到渭泾分明的团体或派系中，甚至“隔岸观火”的非治理精英与“蒙在鼓里”的村民也被卷进来，导演一场村庄政治风波。根据村支书与村主任素质、能力和权力欲的对比，可以分为四种博弈态势（图－2）：强—强型、强—弱型、弱—强型和弱—弱型。
(1) 在村支书与村主任强—强型博弈中，二者力量相当、不相上下而互不相让，出现“双驾马车”：党支部和村委会分别由两派人把持，他们谁也不服谁，但同时谁也“吃”不了谁，各定各的调，各唱各的戏。相互内战消耗了村庄班子的整体能力，致使国家政策受阻、村务建设耽误而引发干群关系紧张，而有的干部因为本身“屁股夹了屎”②，结果拔出萝卜带出泥，揭露出村庄丑闻和干部腐败案，村级权力体系岌岌可危、濒临崩溃。
   (2) 在村支书与村主任强—弱型博弈中，村支书凭借乡镇政权的组织资源优势与长期以来掌握的绝大部分权力，以及利用权力互恩互惠形成的个人人际关系网络在博弈中处于强势状态。“党领导一切，村里的事书记说了算”,村支书利用自己掌握的一切资源压制、排挤村主任，大搞一言堂，对村委会工作包办代替，把持村务不放，村主任处于无权的尴尬地位，村庄自治功能弱化。
   (3) 在村支书与村主任弱—强型博弈中，由高大威猛型的非治理精英经过民主选举出来的村主任在村中拥有较大的影响力，村支书则处于弱势，难与村主任在能力上抗衡。“主任是全村村民选的，他支书才几个党员选的，那算老几”，村主任打着“代表村民意愿”的幌子越权行事、独揽大权，不把支书放在眼里的事时有发生，甚至排斥村支部的领导，村务重大决策不让村支部参加。村支书无力相与争雄也自动放弃领导，从此大权旁落、不问村政，出现村委过度自治的局面。
(4) 在村支书与村主任弱—弱型博弈中，体制内的治理精英均为弱势人物，村中工作无人负责，村庄不能为村民提供有效庇护，村庄内部关系充满紧张，村中各种非正式权力潜流涌动，各类非治理精英趁势而出，村庄可能陷入一场“混战”之中。
(二) “亚瘫痪”状态：村庄政治实态的地域性解读
作为民主制度与湘南G县特定乡村场域背景相结合的村庄精英博弈形态及其影响下的村庄政治效能多少有点不尽人意。无论是治理精英—非治理精体制内外博弈中的A类、 C类与D类矩阵博弈结果，还是治理精英体制内村支书—村主任博弈形成的强—强型、强—弱型、弱—强型和弱—弱型关系，都不是村庄政治的理想状态。村庄精英非合作博弈所导致村庄秩序的“亚瘫痪”状态印证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M.olson）演绎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1995），村庄公共治理无法正常开展，村庄公共产品输出不足，使村庄精英博弈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我们应该看到，在缺失完美制度设计和适宜制度环境的村域场落，由于乡镇干部、村庄精英与普通村民在行为上都存在偏差，他们上演的实际上是一场不规则的博弈游戏，可以说“亚瘫痪”状态是制度短缺的一个产物。 
然而乡镇政权面对这种病态并未产生积极回应，压力型体制下名目繁多的政务已让他们焦头烂额，又哪有精力来反思与回应。况且县级政府以政务完成(主要是保财税、计划生育、社会稳定“三票”)为全部内容的目标责任制的管理机制，怂恿着乡镇将权力下移到村庄，在没有中间人的情况下与农民直接对话，甘冒违背村民自治精神的风险。于是对付村庄的这种“亚瘫痪”状态，乡镇政府多半采取“拖”的办法，能拖一天算一天，“反正在这干不了一辈子”。 但令人头疼的是这种病态犹如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具有强烈的连带示范效应和传染性，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资源掠夺性质的农村，良性运行的村庄因政务的完成，反而丧失了更多的资源，而处于“亚瘫痪”状态的村庄反而因为政务无法落实而普遍获利。于是良性运行村的非治理精英往往籍此来动员普通村民，反对治理精英的村治导致政务和村务受阻，使这种病态如流感般在当地蔓延开来。“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无疑，这种蔓延将直接削弱国家的控制能力，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造成危害。在G县调查过程中，许多乡镇干部就向我们反映，村干部“磨洋工”现象已在村庄之间倍受推崇、争先效仿，直接导致村级负债和乡镇负债如滚雪球般加重，甚至出现村干部截留、挪用村民上缴税费的腐败现象。据沙村所在的镇财政所给我们透露的数据，2001年农村费改税之前的1995年—2000年6年时间内，该镇各村欠下的各项税费累计达210万元之多（许多债务已成为“无头债”、呆帐、死帐），而该镇政府负债也已达430余万元。
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到，村庄“亚瘫痪”状态的成因与国家制度安排是密切相关的，特别是村民自治制度强行实施，乡（镇）政府与村级权力组织的关系由领导成为指导关系，削弱了国家自上而下的权力影响，减弱了乡镇政权对村级权力的整合能力。非治理精英通过选举和罢免途径，加快了村级组织更迭速度，使村级权力结构的稳定性能有所下降。当然，仅从精英博弈视角来考察村庄“亚瘫痪”状态的成因与解读村庄政治实态是不全面的，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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